第2节(3/4)
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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