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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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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