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了道医之后 第676节(1/2)
（一）道教势力的进击
当时，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历数）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他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
《旧唐书·傅弈传》：佛于西域，言遥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十异九迷论》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
（二）佛教势力的反击
然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护法沙门”之称，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直接著书《破邪论》。
在《破邪论》中，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甚至犹有过之，都主张要以五常（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君臣等，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大顺”：
《破邪论》：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
不仅如此，他还著书《辩正论》对《十异九迷论》进行反驳，可谓寸土不让。
对道家，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尽管两個朝代间隔时间很短，李渊、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发展。李渊在位时，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再次颁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当然，与李渊想比，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比如他曾经在亳州、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还专门安排了经费、人员。
可以说，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其实，从社会现实来看，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沙汰佛道》，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诏书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据《沙汰佛道》诏书，只京师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赐王公，僧徒放还故乡，可以说若按照此举，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
然而，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当年的6月3日，爆发了玄武门事变，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灾害.五行志
武德二年十月，京师发生地震。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长安地区大旱。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
贞观初，白鹊巢于殿庭之槐树，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端。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掇之，送于野。高宗文明后，天下频奏雌雉化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献之，则天临朝之兆。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瞿鹆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剌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贞观中，汾州言青龙见，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坠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
当时，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历数）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他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与百姓无补”、“与国家有害”，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
《旧唐书·傅弈传》：佛于西域，言遥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十异九迷论》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
（二）佛教势力的反击
然而，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护法沙门”之称，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直接著书《破邪论》。
在《破邪论》中，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甚至犹有过之，都主张要以五常（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君臣等，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大顺”：
《破邪论》：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
不仅如此，他还著书《辩正论》对《十异九迷论》进行反驳，可谓寸土不让。
对道家，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尽管两個朝代间隔时间很短，李渊、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发展。李渊在位时，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再次颁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当然，与李渊想比，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比如他曾经在亳州、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还专门安排了经费、人员。
可以说，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
其实，从社会现实来看，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沙汰佛道》，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诏书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据《沙汰佛道》诏书，只京师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赐王公，僧徒放还故乡，可以说若按照此举，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
然而，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当年的6月3日，爆发了玄武门事变，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灾害.五行志
武德二年十月，京师发生地震。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长安地区大旱。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
贞观初，白鹊巢于殿庭之槐树，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端。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掇之，送于野。高宗文明后，天下频奏雌雉化为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献之，则天临朝之兆。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瞿鹆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剌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贞观中，汾州言青龙见，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坠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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