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1/4)
“没有啊，平时就我们三个人时，他俩才向我交代计划。”孙铎说。
……
至此，审讯结果基本达到预期，也正如韩印分析的那样，田美云、孙健夫妇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其他人并未对他们形成关键性指控。孙铎一个人的指控在证据上略显单薄，很容易被二人合力推翻，这大概也是夫妇二人一开始便谋划好的，如果出现意外就让孙铎来做替死鬼。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算计，这份心狠手辣的劲，实在令人发指。也能够想象，如果不拿出点实际的东西，这俩人强大的反社会心理恐怕是绝不会被审讯人员攻陷的。
好在韩印先前的布置再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蒋青山是在针对铊元素的调查中被田美云一伙人杀死的，顾菲菲在寻找与案件有关的病历档案之前，就可以首先明确两个问题：
一、那是一个疑似铊中毒病例。既然冯兵所在的医院没有相关诊疗记录，那么极可能存在误诊的情况。铊中毒在临床上常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容易被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神经炎、癔症、血卟啉病等，所以顾菲菲将以这几种病症的诊疗档案作为重点查阅方向。
二、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与该病例存在关联。基于这种判断，顾菲菲先是造访了冯兵的家，但他老伴表示并不认识田美云夫妇，也未听丈夫提起过。随后顾菲菲又赶往龙头村找到了村主任，因为她注意到村主任在先前的笔录中，曾提起过田美云的父亲田为民系患病去世，那么这个病会不会与铊中毒有关呢？她专程赶来是想让村主任回忆一下，田为民当年得了什么病，以及确切的死亡时间。村主任仔细回忆一番，又问了村委会几个与其年龄相仿的老人，结果表示：“具体得的什么病还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绝症，死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11月。”
明确了病历的重点查阅方向，又锁定了病患身份和大致就诊时间，查阅档案的范围缩减到相当小了，工作基本是事半功倍，结果当然是顺利找到田为民在1989年诊疗的病历档案。
这份病历记录着：当年田为民就诊时已出现消化系统出血、肢体瘫痪、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的症状，进而出现昏厥、抽搐现象，虽经过医院竭力诊疗，但最终仍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去世。病历上标明的病症为“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即格林-巴利综合征），主治医生的签名是“冯兵”。
实事求是地讲，田为民当时的症状表现，与冯兵所诊断的病症是有相似之处的。尤其在那个年代，铊中毒非常罕见，可能整个明珠市医疗界对此也不甚了解，即使到了今天也同样有误诊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算冯兵真的是误诊了，他也应该是无意的。
当然就症状本身来说，由于现时已无法获取检材去测试，顾菲菲不可能确凿判定田为民死于铊中毒，只能依靠相关线索综合判断。蒋青山在受到铊中毒悬案的启发后，首先调查的是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并特意询问了该系铊元素的存放问题，以及有可能接触到铊的人群，这说明他认为投毒者是通过这样一条途径获取铊元素的。依此推断，顾菲菲相信艾小美一定能在理工大学有所斩获！
艾小美在理工大学的配合下，调阅了该校化学系的毕业册，从中并未发现与田美云团伙中任何一个人有交集的线索。艾小美不死心，拿着该团伙成员的照片，找系里的老师逐一确认，最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名87届留校任教的女教授认出了田美云，她表示和田美云是同班同学，但田美云在升入大三后不久，就因家中变故退学了……
那么在“田为民死于1989年，系遭投毒谋杀”的前提下，调查又回到老问题上：蒋青山当时是如何知晓这起疑似投毒案件的？是不是曾经立过案呢？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张队去查阅当年的案件档案，结果根本没有，但他意外发现了另外一起与田美云有关的案件，不过那起案件中田美云是“受害人”。
案件发生于1989年1月7日星期六（当年还未实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傍晚，就读于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本科二年级的21岁女大学生田美云，在从学校返回位于郊区龙头村的家中与其父田为民共度周末的途中失踪。
两天后的深夜，田为民家中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称他绑架了田美云，让田为民准备20万元赎人，具体交钱时间和地点再通知，并威胁如果发现田为民报警便撕票。
考虑再三，田为民还是报了警，先前他已经向警方通报过女儿的失踪。当时蒋青山任大案要案组组长，由他牵头成立专案组。由于当时技术落后，无法追踪电话信息，专案组基本还是以常规的绑架案侦办流程展开调查——派出部分警员悄悄进驻田为民家，等待勒索电话再度打来，指导田为民如何与绑匪交流，以获取有效线索；暗中调查田为民在社会交往和生意往来中有过不愉快经历的嫌疑人，并深入田美云所在学校搜寻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向各分局派出所下发内部协查通报，注意辖区内可疑住户，重点方向是出租房以及具有犯罪前科的住户……
十几天之后，田美云仍踪影皆无，绑匪也未再打来电话，就以往经验来看
……
至此，审讯结果基本达到预期，也正如韩印分析的那样，田美云、孙健夫妇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其他人并未对他们形成关键性指控。孙铎一个人的指控在证据上略显单薄，很容易被二人合力推翻，这大概也是夫妇二人一开始便谋划好的，如果出现意外就让孙铎来做替死鬼。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算计，这份心狠手辣的劲，实在令人发指。也能够想象，如果不拿出点实际的东西，这俩人强大的反社会心理恐怕是绝不会被审讯人员攻陷的。
好在韩印先前的布置再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蒋青山是在针对铊元素的调查中被田美云一伙人杀死的，顾菲菲在寻找与案件有关的病历档案之前，就可以首先明确两个问题：
一、那是一个疑似铊中毒病例。既然冯兵所在的医院没有相关诊疗记录，那么极可能存在误诊的情况。铊中毒在临床上常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容易被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神经炎、癔症、血卟啉病等，所以顾菲菲将以这几种病症的诊疗档案作为重点查阅方向。
二、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与该病例存在关联。基于这种判断，顾菲菲先是造访了冯兵的家，但他老伴表示并不认识田美云夫妇，也未听丈夫提起过。随后顾菲菲又赶往龙头村找到了村主任，因为她注意到村主任在先前的笔录中，曾提起过田美云的父亲田为民系患病去世，那么这个病会不会与铊中毒有关呢？她专程赶来是想让村主任回忆一下，田为民当年得了什么病，以及确切的死亡时间。村主任仔细回忆一番，又问了村委会几个与其年龄相仿的老人，结果表示：“具体得的什么病还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绝症，死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11月。”
明确了病历的重点查阅方向，又锁定了病患身份和大致就诊时间，查阅档案的范围缩减到相当小了，工作基本是事半功倍，结果当然是顺利找到田为民在1989年诊疗的病历档案。
这份病历记录着：当年田为民就诊时已出现消化系统出血、肢体瘫痪、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的症状，进而出现昏厥、抽搐现象，虽经过医院竭力诊疗，但最终仍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去世。病历上标明的病症为“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即格林-巴利综合征），主治医生的签名是“冯兵”。
实事求是地讲，田为民当时的症状表现，与冯兵所诊断的病症是有相似之处的。尤其在那个年代，铊中毒非常罕见，可能整个明珠市医疗界对此也不甚了解，即使到了今天也同样有误诊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算冯兵真的是误诊了，他也应该是无意的。
当然就症状本身来说，由于现时已无法获取检材去测试，顾菲菲不可能确凿判定田为民死于铊中毒，只能依靠相关线索综合判断。蒋青山在受到铊中毒悬案的启发后，首先调查的是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并特意询问了该系铊元素的存放问题，以及有可能接触到铊的人群，这说明他认为投毒者是通过这样一条途径获取铊元素的。依此推断，顾菲菲相信艾小美一定能在理工大学有所斩获！
艾小美在理工大学的配合下，调阅了该校化学系的毕业册，从中并未发现与田美云团伙中任何一个人有交集的线索。艾小美不死心，拿着该团伙成员的照片，找系里的老师逐一确认，最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名87届留校任教的女教授认出了田美云，她表示和田美云是同班同学，但田美云在升入大三后不久，就因家中变故退学了……
那么在“田为民死于1989年，系遭投毒谋杀”的前提下，调查又回到老问题上：蒋青山当时是如何知晓这起疑似投毒案件的？是不是曾经立过案呢？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张队去查阅当年的案件档案，结果根本没有，但他意外发现了另外一起与田美云有关的案件，不过那起案件中田美云是“受害人”。
案件发生于1989年1月7日星期六（当年还未实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傍晚，就读于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本科二年级的21岁女大学生田美云，在从学校返回位于郊区龙头村的家中与其父田为民共度周末的途中失踪。
两天后的深夜，田为民家中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称他绑架了田美云，让田为民准备20万元赎人，具体交钱时间和地点再通知，并威胁如果发现田为民报警便撕票。
考虑再三，田为民还是报了警，先前他已经向警方通报过女儿的失踪。当时蒋青山任大案要案组组长，由他牵头成立专案组。由于当时技术落后，无法追踪电话信息，专案组基本还是以常规的绑架案侦办流程展开调查——派出部分警员悄悄进驻田为民家，等待勒索电话再度打来，指导田为民如何与绑匪交流，以获取有效线索；暗中调查田为民在社会交往和生意往来中有过不愉快经历的嫌疑人，并深入田美云所在学校搜寻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向各分局派出所下发内部协查通报，注意辖区内可疑住户，重点方向是出租房以及具有犯罪前科的住户……
十几天之后，田美云仍踪影皆无，绑匪也未再打来电话，就以往经验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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