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6节(1/2)
苏进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段程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
苏进没有再看他们了，那些文物修复师仍然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坐下去。
但即使坐回原处，他们的交谈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浑然忘我。他们一边说话，一边时不时地偷看苏进，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苏进跟京师大学的教授们聊了一会儿，再次站起来，往另一边去了。
今天的议题有关文物发掘与保护，在场的有一半都是文物修复师，其余的相关专家教授，基本上都是冲着文物保护之后的研究来的。
苏进在这里认识的人可真不少，许九段等几位九段修复师，还有宋齐等几位因为惊龙会暂时失去九段资格的顶级修复师；当初文安组直属的顾问修复师，在马王堆认识的付六段等熟人；正古十族一些修复师……当然还有国家文物局的一些高层。
苏进熟悉地跟他们打着招呼，每个人对他都是既尊敬又亲近，那种感情明显都发自内心、极为诚挚。
这种感觉甚至感染了段程，让他开始以全新的目光审视苏进这个人。
来文交会之前，他对苏进的了解仅限一些皮毛，来了之后，跟他的距离又嫌太近了一点。
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个年轻人有足够高的评价了，现在看起来，他以前的评价全部都是建立在“年轻人”这个标准上的。
苏进的实力以及成就，已经远远无法用他的年龄来进行界定了！
接下来几天，苏进的主要活动地点都在后馆的演讲大厅里。
这次文交会，除了国内的专家学者以及文物修复师以外，还请来了很多国外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
其中主要的议题就是“文物保护法”，它最终的成品，通过正规的流程审议，将成为国家文物局成立之后第一条正式的政策法规，从此通行全国，作为所有文物发掘、保护、修复、研究的通行法令。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所以文物局借着文交会这个机会，尽可能地邀请了更多的人，想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得出更完善的结论。
对此，苏进也非常关注。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他跟文物局的一些专家一起，共同拟定过一个文物保护法大致的框架。
这只是一个暂定的框架，以苏进的思想为主，是他在上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一些理念的共同结合体。
这个框架从一开始就作为官方的意见，发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里。
一方面，与会者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以及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框架进行任何的质疑、拷问，或者细节上的填充。
在苏进上个世界里，中国文物修复历史上，有自己传承下来的一套规则。
但就像很多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这些规则基本不成体系，还有很多自相矛盾、悬而未决的东西。
而在国际上，1933年8月，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制定了一份有关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名称叫“城市规划大纲”，后来通称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第一次规定了有关古迹保护以及修复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促进了相关古迹文物建筑等方面的发展。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正式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通称威尼斯宪章。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奈良再一次达成了《奈良宣言》。
自此，国际上有关历史古迹以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规则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大部分国家相关工作都以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为原则，进行衍生，照此完成。
这是在苏进上个世界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界则全然不同。
苏进刚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专门调查过相关的事情。结果发现，雅典宪章的确照常颁布，然而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都不曾存在过。
雅典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城市概念以及规划方面的事情，对于古迹建筑只是概括提到，并不完整。
因此，现在在国外，这方面的具体规则也是很模糊的，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苏进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惊讶之余，有些忧心又有些高兴。
每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及修复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威尼斯宪章的讨论与制定。
它在1986年才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思潮强力介入。它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物以及历史古迹的特殊性，当初的翻译者也没有顾及国内原有的矛盾与讨论，以致于它出现在中国之后，变成了一座另起的炉灶，跟以前的那些东西没了关系。
然而在现在这个世界，威尼斯宪章不知道因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不是代表，华夏可以参与其中，把相关自己的部分加入进去，对其进行更清晰更有力的解释，成为国外乃至国外所有华夏文物的保护修复标准？
对于华夏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好事。
苏进为交流会研讨提供的那套框架，只是一个指导方向，提出了一些问题，
苏进没有再看他们了，那些文物修复师仍然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坐下去。
但即使坐回原处，他们的交谈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浑然忘我。他们一边说话，一边时不时地偷看苏进，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苏进跟京师大学的教授们聊了一会儿，再次站起来，往另一边去了。
今天的议题有关文物发掘与保护，在场的有一半都是文物修复师，其余的相关专家教授，基本上都是冲着文物保护之后的研究来的。
苏进在这里认识的人可真不少，许九段等几位九段修复师，还有宋齐等几位因为惊龙会暂时失去九段资格的顶级修复师；当初文安组直属的顾问修复师，在马王堆认识的付六段等熟人；正古十族一些修复师……当然还有国家文物局的一些高层。
苏进熟悉地跟他们打着招呼，每个人对他都是既尊敬又亲近，那种感情明显都发自内心、极为诚挚。
这种感觉甚至感染了段程，让他开始以全新的目光审视苏进这个人。
来文交会之前，他对苏进的了解仅限一些皮毛，来了之后，跟他的距离又嫌太近了一点。
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这个年轻人有足够高的评价了，现在看起来，他以前的评价全部都是建立在“年轻人”这个标准上的。
苏进的实力以及成就，已经远远无法用他的年龄来进行界定了！
接下来几天，苏进的主要活动地点都在后馆的演讲大厅里。
这次文交会，除了国内的专家学者以及文物修复师以外，还请来了很多国外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
其中主要的议题就是“文物保护法”，它最终的成品，通过正规的流程审议，将成为国家文物局成立之后第一条正式的政策法规，从此通行全国，作为所有文物发掘、保护、修复、研究的通行法令。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所以文物局借着文交会这个机会，尽可能地邀请了更多的人，想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得出更完善的结论。
对此，苏进也非常关注。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他跟文物局的一些专家一起，共同拟定过一个文物保护法大致的框架。
这只是一个暂定的框架，以苏进的思想为主，是他在上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一些理念的共同结合体。
这个框架从一开始就作为官方的意见，发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里。
一方面，与会者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以及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框架进行任何的质疑、拷问，或者细节上的填充。
在苏进上个世界里，中国文物修复历史上，有自己传承下来的一套规则。
但就像很多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这些规则基本不成体系，还有很多自相矛盾、悬而未决的东西。
而在国际上，1933年8月，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制定了一份有关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名称叫“城市规划大纲”，后来通称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第一次规定了有关古迹保护以及修复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促进了相关古迹文物建筑等方面的发展。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正式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通称威尼斯宪章。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奈良再一次达成了《奈良宣言》。
自此，国际上有关历史古迹以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规则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大部分国家相关工作都以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为原则，进行衍生，照此完成。
这是在苏进上个世界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界则全然不同。
苏进刚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专门调查过相关的事情。结果发现，雅典宪章的确照常颁布，然而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都不曾存在过。
雅典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城市概念以及规划方面的事情，对于古迹建筑只是概括提到，并不完整。
因此，现在在国外，这方面的具体规则也是很模糊的，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苏进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惊讶之余，有些忧心又有些高兴。
每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及修复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威尼斯宪章的讨论与制定。
它在1986年才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思潮强力介入。它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物以及历史古迹的特殊性，当初的翻译者也没有顾及国内原有的矛盾与讨论，以致于它出现在中国之后，变成了一座另起的炉灶，跟以前的那些东西没了关系。
然而在现在这个世界，威尼斯宪章不知道因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不是代表，华夏可以参与其中，把相关自己的部分加入进去，对其进行更清晰更有力的解释，成为国外乃至国外所有华夏文物的保护修复标准？
对于华夏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好事。
苏进为交流会研讨提供的那套框架，只是一个指导方向，提出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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