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2/6)
一直存着，他问道：“怎么，你需要这部分证物吗？”
法医说如今找到了毒素，也找到了毒素进入死者体内的方式，一切先前的推证现在都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我们需要更多的证物来佐证这个推论，你现在就打电话让证物处吧这些东西给我送过来。
法医两眼发光，看上去比较兴奋，似乎是我刚才的发现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一般，给了他一个更加精准的方向。这样的感觉大概就好像是一个人苦苦寻求一道极难的算术题的答案，很长时间都算不出来，但是边上有人指点了一番，让他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一样。
由于我并不懂警方内部的规章制度，但是听上去似乎还是觉得法医的这个方式此刻看来还是极其有必要的，果然杨警官仅仅犹豫了一秒钟左右，就立刻摸出电话打给他的下属，让他们尽快将证物送到停尸房来。
接下来的大约十分钟时间里，在场的三人看似各自思索着自己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而这当中最为尴尬的人当然是我，因为我虽然有心帮忙，但是此刻却无比的想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具女人的尸体，停尸房本就安安静静，这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样的安静更加让我觉得浑身上下都不是个滋味。
杨警官的下属带着几个写着编号的证物袋来到了停尸房，他看上去似乎也比较抗拒面对尸体，在交给杨警官之后，便迅速离开了。杨警官将证物袋交给了法医，法医拿在手里端详了一阵，我也凑在一边看了看，发现袋子里除了有死者的一个钱包，数张银行卡，一个身份证，一条绑头发用的橡皮筋，一支某国际大牌的口红，还有几根棉签，一包卫生纸，以及一根用来给指甲抛光的抛光条。
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稀奇，但是我虽然是外行，但是也明白法医的此举，是为了想要在这些证物上，寻找到和我们先前从死者耳朵里掏出来的一样的毒素。在排除了死者是自杀的可能性之外，法医开始对这些东西开始逐个化验。
这个过程就比较冗长了，以至于让我在那里有些坐立不安。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法医欣喜地对我们说道，找到了，在这个棉签上，表面看似寻常，但是棉花的里面，有含量和浓度比较大的汞毒素，和我们从尸体里找到的毒素，是同样的一种。
我听了也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虽然化验的结果不是我发现的，但起码这个线索是我发现的。
杨警官拿起一根镊子从法医手上把面前接过来，观察了一阵后说：“这个女人的随身包里面，并没有携带棉签这样的东西，而且就算是自己携带的，也不可能只带这么几根而已。所以这棉签应该是酒店洗漱用品中所提供给客人的东西。”
杨警官说：“如此一来，则说明是凶手提前在棉签上下毒，并且制造了棉签没有被使用过的假象，当死者洗完澡之后，用这些酒店提供的棉签掏耳朵的时候，因为耳内通道的压力的关系，棉签里原本吸入的毒素在擦拭过程中就被挤了出来，留在了死者的耳朵当中。而当再把面前取出耳朵的时候，依旧是因为压力的关系，棉花将原本挤出来的毒素重新吸入了里面。”
杨警官问法医说：“以你的经验判断，这样的可能性高不高？”法医说道：“相当之高，如此说来，凶手是在死者进入酒店房间之前，就提前进入过这个房间做好了准备，并且凶手是知道这个死者是有洗澡后用棉签擦耳朵的习惯的，否则这个巧合性也太不可思议了。”
案件的推理得到了进一步的突破，杨警官看上去很是兴奋。于是他从证物袋里取出了女人的身份证，然后递给我说：“这上面有她的身份信息，出生年月，你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透过这些线索再发现点什么。”
他的语气很是激动，可是他的要求似乎有点太过于想当然。要知道虽然我要得知这个死者的一些信息，有了身份信息的佐证会更加精准，范围也会缩小很多，但是那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方的身份信息是真实的，在当年人口普查还没有特别有力举措的时候，许多人的生日都是来自于父母的告知，而这当中有没有搞错，就真的很难说。
我不是在刻意推脱，而是这样的情况真实存在，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出生日期据说是身份证上一个日期，我外公说一个日期，而我母亲的舅舅却又记得是另外一个日子，以至于她有三个日子都能够作为生日。为此我父亲还常常取笑我的母亲，说她是观音菩萨下凡，一年有三个生日。
杨警官见我无动于衷，于是诧异地对我说道：“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就像那天我来你们家按摩店的时候，你给我做的那样啊，现在生日也有了，人也摆在那儿，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跟杨警官解释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听不进去，此时此刻，任何一点对案件有推动作用的手段，对他而言显得都那么重要。于是我叹了口气对他说，那我就按照现有的条件来摸骨，但是如果对方的生辰信息不准确的话，我也难以保证结果就是完全正确的。
说完我走到了尸体的头部跟前，不过这次不再是站在头顶的方向，而是正面面对着女尸。看了看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这个女人是生于1986年6月17日，时辰未知，按照
法医说如今找到了毒素，也找到了毒素进入死者体内的方式，一切先前的推证现在都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我们需要更多的证物来佐证这个推论，你现在就打电话让证物处吧这些东西给我送过来。
法医两眼发光，看上去比较兴奋，似乎是我刚才的发现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一般，给了他一个更加精准的方向。这样的感觉大概就好像是一个人苦苦寻求一道极难的算术题的答案，很长时间都算不出来，但是边上有人指点了一番，让他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一样。
由于我并不懂警方内部的规章制度，但是听上去似乎还是觉得法医的这个方式此刻看来还是极其有必要的，果然杨警官仅仅犹豫了一秒钟左右，就立刻摸出电话打给他的下属，让他们尽快将证物送到停尸房来。
接下来的大约十分钟时间里，在场的三人看似各自思索着自己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而这当中最为尴尬的人当然是我，因为我虽然有心帮忙，但是此刻却无比的想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具女人的尸体，停尸房本就安安静静，这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样的安静更加让我觉得浑身上下都不是个滋味。
杨警官的下属带着几个写着编号的证物袋来到了停尸房，他看上去似乎也比较抗拒面对尸体，在交给杨警官之后，便迅速离开了。杨警官将证物袋交给了法医，法医拿在手里端详了一阵，我也凑在一边看了看，发现袋子里除了有死者的一个钱包，数张银行卡，一个身份证，一条绑头发用的橡皮筋，一支某国际大牌的口红，还有几根棉签，一包卫生纸，以及一根用来给指甲抛光的抛光条。
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稀奇，但是我虽然是外行，但是也明白法医的此举，是为了想要在这些证物上，寻找到和我们先前从死者耳朵里掏出来的一样的毒素。在排除了死者是自杀的可能性之外，法医开始对这些东西开始逐个化验。
这个过程就比较冗长了，以至于让我在那里有些坐立不安。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法医欣喜地对我们说道，找到了，在这个棉签上，表面看似寻常，但是棉花的里面，有含量和浓度比较大的汞毒素，和我们从尸体里找到的毒素，是同样的一种。
我听了也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虽然化验的结果不是我发现的，但起码这个线索是我发现的。
杨警官拿起一根镊子从法医手上把面前接过来，观察了一阵后说：“这个女人的随身包里面，并没有携带棉签这样的东西，而且就算是自己携带的，也不可能只带这么几根而已。所以这棉签应该是酒店洗漱用品中所提供给客人的东西。”
杨警官说：“如此一来，则说明是凶手提前在棉签上下毒，并且制造了棉签没有被使用过的假象，当死者洗完澡之后，用这些酒店提供的棉签掏耳朵的时候，因为耳内通道的压力的关系，棉签里原本吸入的毒素在擦拭过程中就被挤了出来，留在了死者的耳朵当中。而当再把面前取出耳朵的时候，依旧是因为压力的关系，棉花将原本挤出来的毒素重新吸入了里面。”
杨警官问法医说：“以你的经验判断，这样的可能性高不高？”法医说道：“相当之高，如此说来，凶手是在死者进入酒店房间之前，就提前进入过这个房间做好了准备，并且凶手是知道这个死者是有洗澡后用棉签擦耳朵的习惯的，否则这个巧合性也太不可思议了。”
案件的推理得到了进一步的突破，杨警官看上去很是兴奋。于是他从证物袋里取出了女人的身份证，然后递给我说：“这上面有她的身份信息，出生年月，你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透过这些线索再发现点什么。”
他的语气很是激动，可是他的要求似乎有点太过于想当然。要知道虽然我要得知这个死者的一些信息，有了身份信息的佐证会更加精准，范围也会缩小很多，但是那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方的身份信息是真实的，在当年人口普查还没有特别有力举措的时候，许多人的生日都是来自于父母的告知，而这当中有没有搞错，就真的很难说。
我不是在刻意推脱，而是这样的情况真实存在，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出生日期据说是身份证上一个日期，我外公说一个日期，而我母亲的舅舅却又记得是另外一个日子，以至于她有三个日子都能够作为生日。为此我父亲还常常取笑我的母亲，说她是观音菩萨下凡，一年有三个生日。
杨警官见我无动于衷，于是诧异地对我说道：“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就像那天我来你们家按摩店的时候，你给我做的那样啊，现在生日也有了，人也摆在那儿，你还在等什么呢？”
我跟杨警官解释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听不进去，此时此刻，任何一点对案件有推动作用的手段，对他而言显得都那么重要。于是我叹了口气对他说，那我就按照现有的条件来摸骨，但是如果对方的生辰信息不准确的话，我也难以保证结果就是完全正确的。
说完我走到了尸体的头部跟前，不过这次不再是站在头顶的方向，而是正面面对着女尸。看了看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这个女人是生于1986年6月17日，时辰未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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