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校长的信念(1/2)
一切的状况，都如百里公所言，宋哲元，果然是竖子，越老越没胆气……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九日，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仅两个小时，日军又开始炮击宛平城，双方达成协议退至永定河两岸，国军开始退兵，但日军却按兵不动。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日，日本撕毁9日的协定，重提三点协定，要求29军道歉，日军四次挑起战事，又四次进行谈判；议题为“相关地区撤军”，“今后的治安保障”，“中方对挑起事端道歉”以及“取缔当地抗日活动”等。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签订秦德纯松井协定，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不听中央号令，遵从宋哲元之指令，单方面拆除了城防，并且让出了宛平和回龙庙！向日本表示诚意。然而日本近卫内阁被军部吓破了胆子，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校长问询大怒，痛斥宋哲元秦德纯卖国，痛斥二十九军没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只是这样又有什么作用呢？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
校长已然明白，这一切都不再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连着几日，传来的具是坏消息，宋哲元和秦德纯对中央果然是阳奉阴违，不断的示弱，不断地退缩，不断地将自己立于不胜之地；而对于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孙连仲将军的军队根本不能向保定之北前进，中央军之援军根本不能和二十九军协同作战。
校长发了好几次火，娘希匹骂了不知多少遍，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军阀，军阀，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不统一的国家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力……
而今日，已然是七月十七日了……
校长不再斥责宋哲元，不再斥责二十九军，而是召集了全部庐山军官，准备举办一次动员大会；我知道了，校长已经不对宋哲元“们”有任何的幻想，
站在校长的身边，我看着校长日渐消瘦的身体，不由得感到一阵的惭愧……
校长没有拿演讲稿，我觉得，这种讲话，已然不需要演讲稿，也没有演讲稿可以表达出校长心中的悲愤。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九日，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仅两个小时，日军又开始炮击宛平城，双方达成协议退至永定河两岸，国军开始退兵，但日军却按兵不动。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日，日本撕毁9日的协定，重提三点协定，要求29军道歉，日军四次挑起战事，又四次进行谈判；议题为“相关地区撤军”，“今后的治安保障”，“中方对挑起事端道歉”以及“取缔当地抗日活动”等。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签订秦德纯松井协定，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不听中央号令，遵从宋哲元之指令，单方面拆除了城防，并且让出了宛平和回龙庙！向日本表示诚意。然而日本近卫内阁被军部吓破了胆子，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校长问询大怒，痛斥宋哲元秦德纯卖国，痛斥二十九军没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只是这样又有什么作用呢？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
校长已然明白，这一切都不再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连着几日，传来的具是坏消息，宋哲元和秦德纯对中央果然是阳奉阴违，不断的示弱，不断地退缩，不断地将自己立于不胜之地；而对于政府的命令置若罔闻，孙连仲将军的军队根本不能向保定之北前进，中央军之援军根本不能和二十九军协同作战。
校长发了好几次火，娘希匹骂了不知多少遍，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军阀，军阀，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不统一的国家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力……
而今日，已然是七月十七日了……
校长不再斥责宋哲元，不再斥责二十九军，而是召集了全部庐山军官，准备举办一次动员大会；我知道了，校长已经不对宋哲元“们”有任何的幻想，
站在校长的身边，我看着校长日渐消瘦的身体，不由得感到一阵的惭愧……
校长没有拿演讲稿，我觉得，这种讲话，已然不需要演讲稿，也没有演讲稿可以表达出校长心中的悲愤。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