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640节(1/3)
两人认为蔡确和苏油有交情，因此想包庇苏家一门。
因为之前手里资料已经都收集整理得差不多了，都是蔡确一直在拖拉。
而算时间苏油也已到了海上，两人立即发动大案，凭什么你蔡持正走过的路，就要给我们断掉？我们也要走前辈的路子！
李定立即联系上了另一个御史贾种民，之前正是贾种民提供的情报，说陈世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枢密院副使吕公著的侄女，多次哀求吕公著向苏颂说情。
而吕公著与苏颂相识于考场，是多年挚友，其往来甚密，极可能暗中操作此事。
于是两人联合上书，第一炮便是弹劾吕公著，说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称吕公著曾插手此事，扰乱审判，并称吕公著是委托两个儿子吕希绩，吕希纯办理的此事。
是关法体，赵顼立即下诏，由御史黄颜审理此案。
黄颜将吕公著和两个儿子都叫到大理寺询问，并且逮捕了吕公著的侄子吕希亚和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
吕公著及其子将事情原委告诉了黄颜和贾种民，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请托苏颂。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吕氏当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
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吕氏只好“涕泣而退”。
但是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但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却承认，的确是去开封府过问过的。
不过苏颂当时也只是告诉了他们此案的审理工作进展，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并没有请托之类。
于是黄颜和贾种民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
官司打到赵顼那里，赵顼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前往监督案件的审理。
而何正臣上任后，立即将此案升级，将吕公著等人从大理寺移送到御史台，紧接着有逮捕了吕公著几名奴仆。
同时，李定唆使贾种民密奏赵顼，说苏颂有受托宽纵之嫌，也应收审鞫对。
于是苏颂被从濠州被押送御史台，囚于三院东阁，并案合审。
而大波澜只是刚刚开始，紧跟着，苏轼的麻烦来了。
起源是他写给赵顼的一封谢表。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湖州谢上表》。
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巴拉巴拉巴拉。
苏油自己就写过不少，这是官员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苏轼好死不死，在谢表后头夹上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也的确是苏大嘴的锅。
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经过苏大嘴一番宣扬后，“生事”二字，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而“新进”，更是苏轼自己的发明，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也证明了的确如此，正是王安石提拔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大苏的偶像神格已经凝聚，他的一句话，很快便会传播开去，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是，“生事”，“新进”，便成了新党的代名词和标签。
新党众人，自然是恨之切骨。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第九百四十六章 诗案
偏巧了，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对诗集进行了四个月的认真学习专研，来了个趁热打铁，上了第二封弹章：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
这些诗文，都是从苏轼刚刚刊印的行诗三卷里边摘录出来的，实话实说，的确是受了沈括当年的启发。
紧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
因为之前手里资料已经都收集整理得差不多了，都是蔡确一直在拖拉。
而算时间苏油也已到了海上，两人立即发动大案，凭什么你蔡持正走过的路，就要给我们断掉？我们也要走前辈的路子！
李定立即联系上了另一个御史贾种民，之前正是贾种民提供的情报，说陈世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枢密院副使吕公著的侄女，多次哀求吕公著向苏颂说情。
而吕公著与苏颂相识于考场，是多年挚友，其往来甚密，极可能暗中操作此事。
于是两人联合上书，第一炮便是弹劾吕公著，说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称吕公著曾插手此事，扰乱审判，并称吕公著是委托两个儿子吕希绩，吕希纯办理的此事。
是关法体，赵顼立即下诏，由御史黄颜审理此案。
黄颜将吕公著和两个儿子都叫到大理寺询问，并且逮捕了吕公著的侄子吕希亚和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
吕公著及其子将事情原委告诉了黄颜和贾种民，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请托苏颂。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吕氏当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
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吕氏只好“涕泣而退”。
但是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但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却承认，的确是去开封府过问过的。
不过苏颂当时也只是告诉了他们此案的审理工作进展，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并没有请托之类。
于是黄颜和贾种民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
官司打到赵顼那里，赵顼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前往监督案件的审理。
而何正臣上任后，立即将此案升级，将吕公著等人从大理寺移送到御史台，紧接着有逮捕了吕公著几名奴仆。
同时，李定唆使贾种民密奏赵顼，说苏颂有受托宽纵之嫌，也应收审鞫对。
于是苏颂被从濠州被押送御史台，囚于三院东阁，并案合审。
而大波澜只是刚刚开始，紧跟着，苏轼的麻烦来了。
起源是他写给赵顼的一封谢表。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湖州谢上表》。
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巴拉巴拉巴拉。
苏油自己就写过不少，这是官员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苏轼好死不死，在谢表后头夹上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也的确是苏大嘴的锅。
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经过苏大嘴一番宣扬后，“生事”二字，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而“新进”，更是苏轼自己的发明，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也证明了的确如此，正是王安石提拔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大苏的偶像神格已经凝聚，他的一句话，很快便会传播开去，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是，“生事”，“新进”，便成了新党的代名词和标签。
新党众人，自然是恨之切骨。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第九百四十六章 诗案
偏巧了，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对诗集进行了四个月的认真学习专研，来了个趁热打铁，上了第二封弹章：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
这些诗文，都是从苏轼刚刚刊印的行诗三卷里边摘录出来的，实话实说，的确是受了沈括当年的启发。
紧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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