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2)

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家庭（庄园）管理层面拓展为国家治理层面。而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就是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李斯特认为，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有一中介体——国家，在现实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比较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或者不受后者的欺压，必然要依靠国家的干预。李斯特称自己的学说为国家主义经济学，以与所谓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一次公布了该书的六册结构计划，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家”成了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从1984年提出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到1992年明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积极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哪一项、哪一步不和政治的作用和国家的干预有关？
    西方主流经济学标榜所谓“价值中立”，鼓吹经济学要远离政治，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这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是十分虚伪、自欺欺人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政治、国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存在，而在于政治、国家关系如何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必要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一定要具备战略思维能力，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要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这种战略思维，就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而是要把经济和政治、中国和世界综合起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