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再认识(2/3)
流趋势。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上，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一般。现代（狭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做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曼昆（n.gregory mankiw）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所以，我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市场机制运行。这个说法没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运行，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也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那和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狭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或基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问题，否则它就不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制度差异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像数学、天文学那样的纯科学。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在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含有某种利益倾向，只是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浓一些，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论的利益倾向比较明显，有些则比较隐晦，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利益倾向的。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内容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体，但是这三部分内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分还是市场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把它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另一种偏向是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种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种普世真理，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抱有前一种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抱有后一种倾向的人必然就会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就会膜拜西方经济学。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上，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一般。现代（狭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做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曼昆（n.gregory mankiw）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所以，我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市场机制运行。这个说法没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运行，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也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那和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狭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或基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问题，否则它就不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制度差异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像数学、天文学那样的纯科学。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在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含有某种利益倾向，只是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浓一些，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论的利益倾向比较明显，有些则比较隐晦，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利益倾向的。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内容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体，但是这三部分内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分还是市场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把它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另一种偏向是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种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种普世真理，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抱有前一种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抱有后一种倾向的人必然就会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就会膜拜西方经济学。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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