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八十年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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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性功能障碍,这一点是警方之前就做出的一个判断。无论是钱文玲,还是于喜凤,都没有遭到性侵的迹象。凶手杀人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凌辱尸体,想让她们陪自己一起玩。但仅仅是因为这样就要杀人吗?只因为自己不行,他便要拿刀狠刺死者的下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看似案情仿佛于阴霾中透过了一丝光明,可惜很快又被黑暗所吞噬了。事发地点全部都是老小区,没有监控视频可以查找。警方只能是在事发地点附近寻找目击者。这样的工作很繁琐,但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胡敏,45岁,家庭主妇。是于喜凤的牌友,面对警方的询问,她脸上带上悲伤的情绪,实则语气平和地说道:“老于这个人啊,老实本分,除了喜欢打牌,平时也没什么别的爱好。有的时候牌瘾犯了,就叫我们一起陪她玩。警察兄弟,我们只是玩一块两块的,可没有赌啊!”
    “接着说吧。”“是,老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住,她老公在广州那边做生意,常年不回家。”
    “她孩子呢?”
    “跟她老公都在广州呢。”
    一个独居的女性,住在这种年头长的小区里是最容易传出花边新闻的。但是于喜凤例外,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都泡在了棋牌室里。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搞破鞋的时间。
    棋牌室的老板赵胜光晃着腿,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咧嘴一笑,露出来了满口的黄牙:“警察同志,我可以负责地和你们说。这于喜凤是绝对不可能和别人都什么感情瓜葛的,因为她一天恨不得二十四小时在我这儿泡着。有的时候三缺一了,凑不成局,她就拉我上桌玩。要是就她一个人,也会来这里转悠,看看能不能和别人凑成一桌。这种女的,你给她一副麻将牌,那比给她真金白银都好使。”
    “平时和她在一起玩牌的,除了那三个牌友,还有其他人吗?”
    赵胜光想了想,说:“那可多了,和她走得近的差不多都在一起玩过。你像住在2号楼3单元的傅山两口子,14号楼1单元的张奎媳妇儿,还有……”他说出了十几个名字。
    这段时间,警方一直围绕着死者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但是收效甚微。当天下午,传来了消息,警方通过遗留在赵新萍家中的那个黑色头套中发现了两根头发,继而检索出了dna。但是将其与所有有前科的人进行比对后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人与之重合。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夏朗也茫然了。他一开始断定犯罪嫌疑人是没有前科的,随机作案性很强。可是后来鉴于案发现场遗留的痕迹少,而且经过仔细的清理,从而得出此人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可能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可是这个dna比对结果一出来,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
    之前,穆奇等人还在医院的名单中筛选具备前科的嫌疑人,但是这份鉴定报告,使大家都有了一种做无用功的感觉。穆奇看看眉头紧锁的夏朗,担心他过于自责,说了句:“夏队,也许是鉴定报告错了呢,我……我再让他们重新做一遍好了。”“没必要。”夏朗心里很清楚,鉴定中心那边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了案情的走向,平时最为严谨了,怎么可能轻易搞错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他也只是困惑了一会儿就明白了:“八十年代。”夏朗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所有人都懵了。唯有聪慧的曹妤除外,她抿嘴一笑:“夏队,你的意思是严打期间吧?”夏朗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1983年6月16日晚19点,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16”大案,于洪杰等十名不良少年血洗农场,杀害27名无辜群众,犯下强奸、杀人、勒索等多项令人发指的重罪。
    案发一个月后,1983年7月17日,全国的公安机关展开了一场历时一年之久的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
    那时候的死刑犯都是要被武警押着,站在解放卡车上五花大绑,背后插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才押赴刑场行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初。
    彼时,夏朗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从一些前辈的口中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当年,哪怕只是偷个针头线脑都要被严厉对待,乱搞男女关系也会被判刑。很多问题放在今天不过就是生活作风不端、道德败坏。可是在八十年代,那就是要担负刑事责任的。
    再加上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不可能录入犯人的指纹、dna等信息,所以夏朗才如此肯定。如果犯罪嫌疑人真的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很可能是八十年代到1999年9月6日服刑的。因为中国第一个“犯罪dna数据库”是在1999年9月7日由上海刑侦专家确定的。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当天便收录了2500万份在押人员的dna信息。
    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案情柳暗花明,所有人又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而夏朗也没有闲着,去找了几个有前科的“花案”犯。所谓的“花案”,即流氓罪、强奸迷奸罪等案犯。尤其是以八十年代的在押人员为主。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是白发苍苍了。最年轻的一个人也有四十九岁了。他抽着烟,身上披着一件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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