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战时路线(一)(1/3)
顺风顺水是中国上下对1925到1928年的最大感受。按照中国农业过的习惯来看,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只要通了铁路的地区,生活变化就更快。全国卫生运动,全国科普运动,全国法律普及活动,每年都要反复搞。除此之外就是干活干活干活!
价格不高的布匹、农具已经不能让劳动者们有什么意外,玩命干活之后就能买的起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如果干活干的好,还有资格申请贷款购买拖拉机之类的产品。
人民群众还发现了自己多了一个特权,那就是“审核干部工作”,审核方式很特殊,干部们说过什么都有记录,每年年终的时候要召开大会,由人民评定干部们说的话有没有兑现。按照人民党的说法,这叫做实事求是,政府自己不能胡说八道。
人民要是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就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举报或者投诉。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个月都会公布一批人民的意见定下谁的提议、举报或者投诉会被正式商议。每次大会之后则会有一定的反馈。
这些对人民来说意义有限,顶多是看个热闹。农村群众在乎的是每周一次播放的电影,还有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们提供的各种科技服务。怎么能够更多的打粮食,更多的买到便宜货,还有每次服务队伍带来的很多新鲜的产品。
至关重要的则是每年农闲时节能否参加工程队,参与到各地的工程建设项目里面去。粮食收购价格这三年里面涨了一些,从两毛涨到了三毛五。即便如此,对于农村家庭,这样的收入增长依旧不能赶上家庭需求。想挣钱,靠的就是能否在农闲时节更多加入城市工程建设。那可是按天算钱的营生,尽管很累,可三个月干下来,挣得钱比一年靠种地挣的都要多。
城市居民的感受相对复杂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涨工资的问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工厂数量越来越多,然而工资收入增加有限。干农业的好歹家里面还有土地这块收入,干工业可就没有这样的好事。这个月没活干,下个月就没饭吃。尽管每家都有一定的存款,能撑几个月。可这新东西越来越多,口袋里面越来越显得干瘪。
至于公务员体系的最大的不满对象只怕就是陈克主席领导的中央了,那臭规矩多的很。传统的当官之后就高高在上了,就有权有钱啦。实际上公务员的日子不好过,真的有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整天自己学习新制度之后,还要向人民解释各种制度,人大终于得到了“监督权”之后,公务员体系天天还要面临被投诉的威胁。
这些烦恼,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所有人都感受到的事实是,与十几年前一比,这日子真的不同了。整个中国变得陌生,曾经的中国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明天不过是昨天的简单重复而已。现在每一个明天都会与昨天有一些不同。或者是新的商品,或者是新的工厂,或者是新的制度,甚至是新的生活方式。
例如,城市里面私营的餐饮业以及理发业就是最明显的。以往一家饭馆的生存寿命至少会在3年左右,随着城市进城,饭馆数量增加了几十倍,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而饭馆的平均一路下跌到不到一年半,很多大城市里面的饭馆生存寿命竟然跌到了不足一年。挣不到钱就要完蛋,这血淋淋的竞争事实消费者们固然不太在意,消费者不过选择自己喜欢的饭店。在劳动就业部门看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党内已经不止一个人在质疑陈克是不是在搞**,在搞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策核心是扩大就业,而不是搞个xxx的国家。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只要能够扩大就业,不管是不是私有制,政策上都允许其存在。陈克没有拿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工业化与城市化必将把整个中国都给卷入其中,我们要熬过这一段去”。
老革命们对此不置可否,一些年轻的干部们对陈克如此不革命的态度很是不解,工业化带来了无数的新矛盾,年轻干部们就要直面这些复杂的矛盾。老革命们几乎是长期在地方蹲点,他们除了记、听、问之外,一言不发。没一年半载会到上层之后就有新的制度与条令颁布出来。一些表现不佳的年轻干部也会遭殃。那些脑子活络之辈,提拔的很快。但是那始终是少数,对于大部分干部来说,他们甚至没办法理解到底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1928年初,党内有了几个趋势,其中比较主流趋势是,大家要求陈克主席能够提出一个“万世不移”的标准,一个能够千秋万代严格不变的制度。哪怕这个万世不易的制度必须由所有人重新学习,大家也觉得比眼下这么一团混乱的现状要好的多。
这时候陈克正在河北视察工作,人民党高层也有了一些变化。严复1927年12去世了,去世前严复拉着前来探望的陈克的手,又拽住同在病榻前的萨镇冰的手,老泪纵横的说道:“我为国家奔波一生,收复朝鲜之后已经死无所憾。我只有一个请求,死后把我的骨灰洒在大东沟。那么多战友学生都留在那里,我到了九泉之下可以亲自向他们说,朝鲜之耻已经洗雪。诸位可以安息了。”
老人并没有提出歼灭日本舰队之类的要求,陈克对此很是感动。能够接受失败,这才是严
价格不高的布匹、农具已经不能让劳动者们有什么意外,玩命干活之后就能买的起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如果干活干的好,还有资格申请贷款购买拖拉机之类的产品。
人民群众还发现了自己多了一个特权,那就是“审核干部工作”,审核方式很特殊,干部们说过什么都有记录,每年年终的时候要召开大会,由人民评定干部们说的话有没有兑现。按照人民党的说法,这叫做实事求是,政府自己不能胡说八道。
人民要是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就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举报或者投诉。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个月都会公布一批人民的意见定下谁的提议、举报或者投诉会被正式商议。每次大会之后则会有一定的反馈。
这些对人民来说意义有限,顶多是看个热闹。农村群众在乎的是每周一次播放的电影,还有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们提供的各种科技服务。怎么能够更多的打粮食,更多的买到便宜货,还有每次服务队伍带来的很多新鲜的产品。
至关重要的则是每年农闲时节能否参加工程队,参与到各地的工程建设项目里面去。粮食收购价格这三年里面涨了一些,从两毛涨到了三毛五。即便如此,对于农村家庭,这样的收入增长依旧不能赶上家庭需求。想挣钱,靠的就是能否在农闲时节更多加入城市工程建设。那可是按天算钱的营生,尽管很累,可三个月干下来,挣得钱比一年靠种地挣的都要多。
城市居民的感受相对复杂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涨工资的问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工厂数量越来越多,然而工资收入增加有限。干农业的好歹家里面还有土地这块收入,干工业可就没有这样的好事。这个月没活干,下个月就没饭吃。尽管每家都有一定的存款,能撑几个月。可这新东西越来越多,口袋里面越来越显得干瘪。
至于公务员体系的最大的不满对象只怕就是陈克主席领导的中央了,那臭规矩多的很。传统的当官之后就高高在上了,就有权有钱啦。实际上公务员的日子不好过,真的有操着卖白粉的心,挣着卖白菜的钱。整天自己学习新制度之后,还要向人民解释各种制度,人大终于得到了“监督权”之后,公务员体系天天还要面临被投诉的威胁。
这些烦恼,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所有人都感受到的事实是,与十几年前一比,这日子真的不同了。整个中国变得陌生,曾经的中国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明天不过是昨天的简单重复而已。现在每一个明天都会与昨天有一些不同。或者是新的商品,或者是新的工厂,或者是新的制度,甚至是新的生活方式。
例如,城市里面私营的餐饮业以及理发业就是最明显的。以往一家饭馆的生存寿命至少会在3年左右,随着城市进城,饭馆数量增加了几十倍,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而饭馆的平均一路下跌到不到一年半,很多大城市里面的饭馆生存寿命竟然跌到了不足一年。挣不到钱就要完蛋,这血淋淋的竞争事实消费者们固然不太在意,消费者不过选择自己喜欢的饭店。在劳动就业部门看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党内已经不止一个人在质疑陈克是不是在搞**,在搞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策核心是扩大就业,而不是搞个xxx的国家。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只要能够扩大就业,不管是不是私有制,政策上都允许其存在。陈克没有拿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工业化与城市化必将把整个中国都给卷入其中,我们要熬过这一段去”。
老革命们对此不置可否,一些年轻的干部们对陈克如此不革命的态度很是不解,工业化带来了无数的新矛盾,年轻干部们就要直面这些复杂的矛盾。老革命们几乎是长期在地方蹲点,他们除了记、听、问之外,一言不发。没一年半载会到上层之后就有新的制度与条令颁布出来。一些表现不佳的年轻干部也会遭殃。那些脑子活络之辈,提拔的很快。但是那始终是少数,对于大部分干部来说,他们甚至没办法理解到底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1928年初,党内有了几个趋势,其中比较主流趋势是,大家要求陈克主席能够提出一个“万世不移”的标准,一个能够千秋万代严格不变的制度。哪怕这个万世不易的制度必须由所有人重新学习,大家也觉得比眼下这么一团混乱的现状要好的多。
这时候陈克正在河北视察工作,人民党高层也有了一些变化。严复1927年12去世了,去世前严复拉着前来探望的陈克的手,又拽住同在病榻前的萨镇冰的手,老泪纵横的说道:“我为国家奔波一生,收复朝鲜之后已经死无所憾。我只有一个请求,死后把我的骨灰洒在大东沟。那么多战友学生都留在那里,我到了九泉之下可以亲自向他们说,朝鲜之耻已经洗雪。诸位可以安息了。”
老人并没有提出歼灭日本舰队之类的要求,陈克对此很是感动。能够接受失败,这才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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