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九章 枉法(1/2)
景墨回到聂小蛮的书房中，心里感觉到搔摸不着的懊恼……对于案情的悬疑，出景墨意料的情报，和聂小蛮交托的没有目的的任务，都是这懊恼的成因。这时恰巧未时二刻时分，聂小蛮叫自己再过一柱香的时间到王家去，那么自己不能不设法消磨这难挨的一柱香的功夫。
景墨坐在圈椅上，地喝着卫朴换上来的新茶，默默地把这案情推测一番，希望尽可能地找出一个答案。聂小蛮一再讲这案子案情的复杂，眼前来看，那真是没有疑问的。从这案子的逐步发展上看，不能不说这调查范围已经逐渐缩小。
第一个嫌疑人自然是余则成，现在据余则成自己的供述，假使不是虚构，显然可以看出他不是主凶。据自己观察，他的声容态度和他的话，的确不像出于演戏的。那么，他应当从嫌疑圈里剔除出来了。不过景墨不明白，聂小蛮又为什么还要拘留他呢？
第二个嫌疑人是陆全福，聂小蛮也认为他没有打死魏湘儿。但他的薄底快靴和尸屋中的甲印切合的一点，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第三个嫌疑人刑玉强，自然是最可疑了。他的行动已有种种切实的证明，别的不讲，单说那一粒穿过魏湘儿胸膛的铅弹，还有一粒在连溪客栈里打聂小蛮的铅弹，都是显明的铁证。本来自己完全可以把嫌疑圈收缩到他一个人身上，再进一步，就可以宣告结束。不过现在情况又变动了，他竟然给崔知府释放了！而且仵作又证明了魏湘儿的死不是剑伤而是刀伤！那么，崔知府就凭着这个理由释放他吗？不过这举动终究不合法理。他就算不是凶手，但明明有过行凶的事实，而且他又打过聂小蛮，这也是蓄意杀人，无论如何，在法理上他总有必须之罪。这知府怎么可以擅自把这个人释放？
一想到这糊涂知道，不知道在其中是收受了何种好处，景墨不禁叹了一口气。在大明朝的所有官员中，县官是最低一级官员是正七品。县级以下，就没有官了，只有僚或吏，县级以上，则既有官，也有僚或吏。
同样，在大明的行政区域中，县也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县以下，乡、亭、里、什之类，认真说来只是半官方的地方自治组织，不能算作地方政权或地方政府。所以，地方官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均以县级为最低。然而县和县官却又是最重要的。从秦汉以降，各级行政区域的设立和称谓迭次变化，唯独县制亘古不变。
秦汉时叫县，唐宋元明清时也叫县；秦汉时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唐宋元明清也是。因此，县，是官员代理的起点，也是终端。县以上不过逐级监临，县以下则乡民自治，只有县才是代表中央直接治民之所。这一制度，无妨称之为“政权建在县上”。
实际上县官的职掌也相当重要而繁杂。县官掌一县之政令，职在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厉风俗，举凡扬善惩恶，养老恤孤，祀神贡士，施教读法，均须亲力亲为，躬亲厥职。朝廷之政令，必赖县官得以贯彻；民众之疾苦，唯有县官知之最深。因此朝廷视其为“亲民官”，民众视其为“父母官”。对于朝廷来说，吏治的好坏，只要考察县官便知一二；对于民众来说，朝政的好坏，也只能从县官那里去感受。所以朝廷和百姓对县官的期许和要求都很高。一个合格的县官，不但要尽忠尽职，而且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爱民如子，并成为庶民的道德表率。倘有贪墨渎职、为非作歹，则律当严惩不贷。
在这里，县官显然被朝廷一厢情愿地设计为忠心耿耿的牧羊人或牧羊犬。他们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而对羊群秋毫无犯，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不怕日晒雨淋。可惜，这些牧羊人或牧羊犬并不都像农场主想象的那样称职，那样听话。称职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但不太多。清廉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也不太多。尤其是在王朝末年，这些牧民之官很少有不打羊群主意的。好一点的也许只是像馋猫，坏一点的就简直像饿狼。
这其实也是给逼出来的，原因则有两个方面，即朝廷的重视程度和官员的待遇高低。一般地说，大明对县官的任命比较重视时，待遇就高，县官的表现也好，比如汉初、唐初；王朝不重视，则待遇也低，表现也差，用人也不当，比如五代。结果是县官好，则王朝和百姓都好；县官差，则王朝和百姓都遭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明朝。据说，本朝开国以来，政治清明达百年之久。即便是在英宗、武宗两朝的多事之秋，民心也很安定，天下可算基本太平，就因为县官们大体上不错。
但是到了后来，就不好说了。县官们大多把任所当作旅馆，把自己看作客人，对地方的凋敝和民生的困苦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当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从本朝太祖洪武爷，到仁宗、宣宗，都非常重视县官，凡当鼓励者无不鼓励，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作为保障。后来，这些政策和做法废的废，疏的疏，旷的旷，上级官员敲诈勒索的事反倒频频发生，县官们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显然，这里说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更包括政治待遇；而县官状况不佳，又首先是因为品级太低，只是七品芝麻官，因此往往被人看不起。品级低，经济待遇就低。县官的月薪，在汉代是粟二十斛合约二百八十公斤，钱二千，在
景墨坐在圈椅上，地喝着卫朴换上来的新茶，默默地把这案情推测一番，希望尽可能地找出一个答案。聂小蛮一再讲这案子案情的复杂，眼前来看，那真是没有疑问的。从这案子的逐步发展上看，不能不说这调查范围已经逐渐缩小。
第一个嫌疑人自然是余则成，现在据余则成自己的供述，假使不是虚构，显然可以看出他不是主凶。据自己观察，他的声容态度和他的话，的确不像出于演戏的。那么，他应当从嫌疑圈里剔除出来了。不过景墨不明白，聂小蛮又为什么还要拘留他呢？
第二个嫌疑人是陆全福，聂小蛮也认为他没有打死魏湘儿。但他的薄底快靴和尸屋中的甲印切合的一点，还是一个难解之谜。
第三个嫌疑人刑玉强，自然是最可疑了。他的行动已有种种切实的证明，别的不讲，单说那一粒穿过魏湘儿胸膛的铅弹，还有一粒在连溪客栈里打聂小蛮的铅弹，都是显明的铁证。本来自己完全可以把嫌疑圈收缩到他一个人身上，再进一步，就可以宣告结束。不过现在情况又变动了，他竟然给崔知府释放了！而且仵作又证明了魏湘儿的死不是剑伤而是刀伤！那么，崔知府就凭着这个理由释放他吗？不过这举动终究不合法理。他就算不是凶手，但明明有过行凶的事实，而且他又打过聂小蛮，这也是蓄意杀人，无论如何，在法理上他总有必须之罪。这知府怎么可以擅自把这个人释放？
一想到这糊涂知道，不知道在其中是收受了何种好处，景墨不禁叹了一口气。在大明朝的所有官员中，县官是最低一级官员是正七品。县级以下，就没有官了，只有僚或吏，县级以上，则既有官，也有僚或吏。
同样，在大明的行政区域中，县也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县以下，乡、亭、里、什之类，认真说来只是半官方的地方自治组织，不能算作地方政权或地方政府。所以，地方官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均以县级为最低。然而县和县官却又是最重要的。从秦汉以降，各级行政区域的设立和称谓迭次变化，唯独县制亘古不变。
秦汉时叫县，唐宋元明清时也叫县；秦汉时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唐宋元明清也是。因此，县，是官员代理的起点，也是终端。县以上不过逐级监临，县以下则乡民自治，只有县才是代表中央直接治民之所。这一制度，无妨称之为“政权建在县上”。
实际上县官的职掌也相当重要而繁杂。县官掌一县之政令，职在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厉风俗，举凡扬善惩恶，养老恤孤，祀神贡士，施教读法，均须亲力亲为，躬亲厥职。朝廷之政令，必赖县官得以贯彻；民众之疾苦，唯有县官知之最深。因此朝廷视其为“亲民官”，民众视其为“父母官”。对于朝廷来说，吏治的好坏，只要考察县官便知一二；对于民众来说，朝政的好坏，也只能从县官那里去感受。所以朝廷和百姓对县官的期许和要求都很高。一个合格的县官，不但要尽忠尽职，而且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爱民如子，并成为庶民的道德表率。倘有贪墨渎职、为非作歹，则律当严惩不贷。
在这里，县官显然被朝廷一厢情愿地设计为忠心耿耿的牧羊人或牧羊犬。他们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而对羊群秋毫无犯，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不怕日晒雨淋。可惜，这些牧羊人或牧羊犬并不都像农场主想象的那样称职，那样听话。称职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但不太多。清廉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也不太多。尤其是在王朝末年，这些牧民之官很少有不打羊群主意的。好一点的也许只是像馋猫，坏一点的就简直像饿狼。
这其实也是给逼出来的，原因则有两个方面，即朝廷的重视程度和官员的待遇高低。一般地说，大明对县官的任命比较重视时，待遇就高，县官的表现也好，比如汉初、唐初；王朝不重视，则待遇也低，表现也差，用人也不当，比如五代。结果是县官好，则王朝和百姓都好；县官差，则王朝和百姓都遭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明朝。据说，本朝开国以来，政治清明达百年之久。即便是在英宗、武宗两朝的多事之秋，民心也很安定，天下可算基本太平，就因为县官们大体上不错。
但是到了后来，就不好说了。县官们大多把任所当作旅馆，把自己看作客人，对地方的凋敝和民生的困苦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当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从本朝太祖洪武爷，到仁宗、宣宗，都非常重视县官，凡当鼓励者无不鼓励，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作为保障。后来，这些政策和做法废的废，疏的疏，旷的旷，上级官员敲诈勒索的事反倒频频发生，县官们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显然，这里说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更包括政治待遇；而县官状况不佳，又首先是因为品级太低，只是七品芝麻官，因此往往被人看不起。品级低，经济待遇就低。县官的月薪，在汉代是粟二十斛合约二百八十公斤，钱二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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