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4章 以后，各位就不要依靠食盐赚钱了(2/4)
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xx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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