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节(4/7)
易整顿的,至少在承平年间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此一来,就造成了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没少出主意,只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
只有盐商才是肥猪,宰起来痛快,作为交换,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
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只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盐法败坏已极,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敲敲打打,勉强应付,自之后,一个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就场征税、民运……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直到道光年间,终于出现了“票盐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不等进一步推广,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从此之后,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灭,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
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四百一十七章 四川盐务(二)
比起新出现的湖北盐都——应城,自一千多年前就诞生了炼盐业的四川无疑里面的利益纠缠太多太多了!
前清时期历代历朝都有官员帝王有意改良盐政,只是瞻前顾后的根本下不了决心。盐政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普普通通的食盐牵扯着太多的利益团体,盐商只是一个明面上的,藏在盐商背后的则是那数不清、理不明的利益链条,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甚至就连那盐滩、井灶上的盐工,也都算作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一分子,要想彻底解决纲商引岸制的缺陷,就必须对这整个利益蛋糕进行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盐法是变无可变。
站在盐商背后的利益集团担心失去这块巨大的食盐蛋糕,皇帝则担心触动不该触动的势力、导致政局动荡。到底还是这个国家受到被歪曲的儒学影响太深,太多的官员甚至有为帝王都受到了被歪曲的中庸之道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太平度完自己的统治时期便是最大的功绩。所以,一晃数百年来下,多少代帝王、名臣都知道这盐政背后当有大利润,然而终其一生,盐改之意只能流于纸上不能得见施行。
但现在不一样了,清朝灭亡民国新立,正是大变之时。李汉也是看中了时机,认为只有趁现在国家局势还未彻底稳定,袁世凯的北京中央对全国影响力最小的时候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盐政,才是上上之机!在他看来,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权力的分化整合。不过很显然有些人也认为这机会是大家所共有的,所有的人都该有机会从革命中攫取一份果实。
于是,相比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盐政改革的湖北,四川盐政改革几乎未动一步,就连称量等规定,到了四川也因为‘水土不服’,遭到下面的无声抵制!
这些站在四川盐政背后的利益集团势力极大,以至于连联合盐业这样李汉亲自经手特批的巨无霸,在四川都必须遵循他的规则。因为不同于湖北应城盐业的大工业生产,四川因为地势加上财力等方面的影响,富顺、贡县的盐业生产依旧停留在人力劳作之上。盐政改革经过某些利益受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此一来,就造成了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没少出主意,只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
只有盐商才是肥猪,宰起来痛快,作为交换,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
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只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盐法败坏已极,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敲敲打打,勉强应付,自之后,一个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就场征税、民运……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直到道光年间,终于出现了“票盐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不等进一步推广,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从此之后,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灭,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
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四百一十七章 四川盐务(二)
比起新出现的湖北盐都——应城,自一千多年前就诞生了炼盐业的四川无疑里面的利益纠缠太多太多了!
前清时期历代历朝都有官员帝王有意改良盐政,只是瞻前顾后的根本下不了决心。盐政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普普通通的食盐牵扯着太多的利益团体,盐商只是一个明面上的,藏在盐商背后的则是那数不清、理不明的利益链条,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甚至就连那盐滩、井灶上的盐工,也都算作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一分子,要想彻底解决纲商引岸制的缺陷,就必须对这整个利益蛋糕进行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盐法是变无可变。
站在盐商背后的利益集团担心失去这块巨大的食盐蛋糕,皇帝则担心触动不该触动的势力、导致政局动荡。到底还是这个国家受到被歪曲的儒学影响太深,太多的官员甚至有为帝王都受到了被歪曲的中庸之道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太平度完自己的统治时期便是最大的功绩。所以,一晃数百年来下,多少代帝王、名臣都知道这盐政背后当有大利润,然而终其一生,盐改之意只能流于纸上不能得见施行。
但现在不一样了,清朝灭亡民国新立,正是大变之时。李汉也是看中了时机,认为只有趁现在国家局势还未彻底稳定,袁世凯的北京中央对全国影响力最小的时候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盐政,才是上上之机!在他看来,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权力的分化整合。不过很显然有些人也认为这机会是大家所共有的,所有的人都该有机会从革命中攫取一份果实。
于是,相比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盐政改革的湖北,四川盐政改革几乎未动一步,就连称量等规定,到了四川也因为‘水土不服’,遭到下面的无声抵制!
这些站在四川盐政背后的利益集团势力极大,以至于连联合盐业这样李汉亲自经手特批的巨无霸,在四川都必须遵循他的规则。因为不同于湖北应城盐业的大工业生产,四川因为地势加上财力等方面的影响,富顺、贡县的盐业生产依旧停留在人力劳作之上。盐政改革经过某些利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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