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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他会喜欢看吗?这是胡燕菁的生活小品,用来当作中三学生的阅读材料正好。张爱玲的《色戒》写得相当好,但上次那读中五的学生还是不喜欢看。数学补充在山脚附近的图书馆,幸好家里还有存货,下星期再去印更多。白先勇的文章对中六学生来说会否太深?但楚暮中四已在看《孽子》,中六时已似懂非懂地看红楼了。英文篇章还未找好!还是上南华早报的网站拿几篇新闻……
    楚暮看看手机,也是时候回家了。大学跟t市距离甚远,坐巴士回家也得花上一小时有多,他又不想全家等他一个人食饭,现在都七点了。这星期六日的补习材料却还未找完,看来今晚要做通宵了。
    楚暮说不上有教学理想,只本着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做事: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既收得家长的钱,就做到最好,尽他所能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情志向,找教材时就用一些较有趣的:这学生平日喜欢打机,便找些关于游戏的研究与文章;那学生平时看琼瑶,教她中文时便多用经典爱情小说。这一路下来倒是楚暮学得最多,记了许多英文生字不说,连他平时少看的三国跟张爱玲也看了不少,数学公式也是每条都记得。像楚暮这种读文科而背包有计数机的大学生,应该不多。
    以前楚暮常常想:他既有机会教人,自不可误人子弟,必须导学生向正路,叫他们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多注意国家大事,不能只漂流于这个无根的社会里,做一团任意东西的废物。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教一个中三学生中文,细意找了四五篇文章,叫那学生分辨每篇文的风格与优劣。
    「你觉得这两篇文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学生哑了。
    「你较喜欢哪一篇?」
    学生的黑眼珠滚了滚,胶在楚暮脸上,像个没有生命的公仔。
    只补了一课就没下文。楚暮第一次替人补习,就被家长退货。是的,退货。他于是检讨自己有何不足,改善品质,发觉补习原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去到学生家里,坐下来,讲不多过十句间话,拿出练习叫学生做。做完,核对答案,讲解错误。讲完,拿两篇文章,叫学生立即看,在每段最重要的句子底下划直线,讲解文章大要。
    完。
    不知为何,这样做就会自然提升学生的成绩。有练习就行了——其实学生有动力自行去找练习,做完后自己对答案,也能想得通,然而这一代的学生就是要僱一个比他优秀比他年长的人回来。学生要知道这个被僱回来的人所说的话全部正确,安然接受对方的灌输,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无忧无虑,因此无新意,但这也意味无意外。到时候学生自己成绩没进步,又归咎于补习老师,再换一个人回来就算了。
    因此,学生所需要的并不是楚暮这一个人,而是楚暮所能提供的服务——而这种服务并非楚暮专能提供的,只要给得起某个价钱,就能请到人回来。同理,没有一个学生对楚暮而言是特别的,只要对方出得起一个价钱,就能请楚暮来为他补习。金钱促使现代人的每一次相遇,不再有邂逅,不再有缘分——假如缘分不能够被定义为金钱。
    大家之于大家都不再是独立的人,大家都是可被替代的,如同官僚体系不会因一两个官员的死亡或退休而崩溃,只要输入源源不绝的新血,体制就会继续运作。体制一日不被推倒,便会一直存在下去,得到永生,而它的永生得力于人类有限的生命。
    这个时代,能活得下去的,不是人,是人所创造的机器;不是你或我,而是曾有你我于其中的大体制。
    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运作,这并非人治。人必须由制度管理,若由人类自己作主,就非理性,就是人治。其实制度本身也是人所想出来,不知为何歷经千秋后,制度不再有人性,它因为无尽的寿命而成为了无法消灭的魔物,以一个灰灰白白似有似无的影笼罩着世人的生活,使你或多或少感受到它的影响。
    ——楚暮捧着好几本书走出重重书架时,就是思考这些平时无聊才想的问题。有工作在身时不能无聊地花时间,故这些东西平时很少想。到工作完了,人也没精力,只想快快上床睡。经过一个流动矮木架时,惊见包曼所写的《液态之爱》,这是一门必修课的指定参考书。或许是刚开学,大家也未有心情来借书——若楚暮不是要借书回去做教材,也断不会在开学不久就来大学图书馆——他拿起这本《液态之爱》,连书背的简介也没看,就借回去。这书既是指定参考书,日后必有用处,就趁现在有空时看完。
    在流通处排队排了十分鐘才借到书。一去到校巴站就送车尾,等下一班又要花上十分鐘,倒不如徒步下山。楚暮行得极快,一边行一边食麪包:昨晚八点几下去买的,十元三个猪仔包。每天的午饭则是早上楚暮自己起床做的,时间不足时就炒个火腿鸡蛋,最重要白饭多。菜的份量不重要,饭吃得少就不能支撑到六七点,因此楚暮的饭盒菜很少,饭至少有两碗。虽然带午饭意味他要晨早六点半起身做饭,可这能大大减省伙食费。
    楚暮对食的执念很大。每当他进食时才感到自己生存。阅读是种虚无飘渺的浪漫,需等到人有某种诗情画意时才拎得起一本书,细细品味。人疲累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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