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3/8)
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忝例于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忝例于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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