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132节(2/3)

    嗯，没办法吃苦耐劳的都冻死、饿死了。
    “同样，这种吃苦耐劳也形成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张性。”
    “这种扩张性的例子几乎是比比皆是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都是崛起自蒙古高原，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忍受寒冷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凭借着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凭借着他们因食肉而更加强壮的身体，南下入侵华夏。”
    “而与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不同，其实我还想指出一点。”
    姜星火顿了顿后说道：“蒙古高原上的民族，是习惯于崇拜野兽和上天的，这一点与华夏民族崇拜祖先，完全不同。”
    “大河文明与血缘氏族密不可分，血缘氏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社会、庙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华夏文明早期无论是分封建卫还是宗祧继承，都是这一特点的产物。”
    “这便是因为，华夏文化的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因此衍生的宗法秩序。祖先的崇拜为宗法秩序的维持和巩固提供了社会习俗上的支持，这种文化习俗是与大河文明分不开的。”
    朱高煦有些明悟，他想起了之前《国运论》第一卷讲过的物质地基与顶层结构。
    朱高煦试探着说道：“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北方蒙古高原上诞生的游牧民族，没有小农经济这个物质地基，所以也并没有诞生严格的宗法制这个顶层结构。”
    姜星火颔首说道：“游牧民族本身就因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对部落的认同远超于对氏族的认同，这种情况，直到黄金家族的对外征服改变了蒙古的物质地基，才发生了变化。”
    “因此，蒙古高原在恶劣的环境中，更习惯于崇拜充满了力量的野兽，和对命运具有主宰能力的上天。”
    李景隆补充道：“而华夏文明则完全相反。”
    “华夏文明对于野兽的态度都是可驯养的就是家禽，驯养不了的就是畜生；对于上天的态度，在农人的一生中，固然要看天吃饭，但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也使得华夏的农人没有蒙古的游牧民那么惧怕和崇拜上天，只是一种略微仰望的心态。”
    “甚至于。”姜星火抿着嘴唇笑了笑：“华夏文明习惯于在拜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时候，都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概念，我给你香火和信仰以及钱财，你帮我解决我的困难，要是解决不了，我就找下一个神仙去。”
    听了这话，朱高煦和李景隆也是笑了起来。
    很好笑，但是确是很真实。
    要是老百姓想要个孩子，送子观音、泰山娘娘、张仙.哪个不能拜呢？反正大家管的都是一滩事。
    讲完了蒙古，姜星火继续讲起了下一个国家，朝鲜。
    “朝鲜如果算上较高的丘陵的话，严格来讲，国土面积十分之八都是山地，因此朝鲜的农业耕种条件，从整体上来看，其实是不如有着数片大平原的华夏的，这里的人相对贫瘠，也难以创造出灿烂的艺术。”
    “而作为三面环海封闭的半岛，朝鲜唯一可以接受的外界影响，就是陆地接壤的华夏，也正因为华夏极强而朝鲜极弱，所以数百年来朝鲜都一直奉华夏为正朔，执行事大主义。”
    “而所谓事大主义，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嗯，这也是从华夏学过去的。”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意思就是说，小国畏惧天命，才能得到安定。
    更直白的说法就是，该从心的时候从心。
    “所以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朝鲜的国家精神特质是什么？”李景隆眨了眨眼问道。
    “自卑。”
    姜星火言简意赅地说道：“自卑是刻在朝鲜骨子里的东西，而自卑又必然衍生出虚假的自大。”
    “朝鲜跟接下来讲的日本不同，日本面对自卑的态度是抄起刀奋起一搏，与强大者搏斗，如果输了那就剖腹自尽、死的光荣，反正日本不怕死，它们平时的地理环境就决定了经常会死的莫名其妙。而如果日本战胜了强大者，那么它又会马上又会像癞蛤蟆吸气一样，迅速地从自卑膨胀到目中无人的自大。”
    “至于朝鲜呢，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对强者挥刀，因此它唯一消遣自卑的方式就是用手里的笔这就属于典型的半桶水，朝鲜作为华夏的学生，儒家文化好的东西没学到，坏的学了个精通。”
    “春秋笔法掩饰历史，并创造虚无的历史，这就是朝鲜的自大方式。”
    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似乎变得愈发欢乐起来，两人又是一阵笑声。
    李景隆想起了在洪武和建文两朝，他作为勋贵代表见到朝鲜使团，朝鲜人那种畏畏缩缩又私下里装腔作势的样子，不由地会心一笑。
    “最后一个，便是日本。”
    听到这里，李景隆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对于他来说的重头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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