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433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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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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