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543节(1/4)
“蔡京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的时候是从三品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到正三品这个槛，蔡京熬了18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的时候才升正三品翰林学士可惜好景不长，当年，他进入仕途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受到政敌攻击，先是从翰林学士贬为龙图阁直学士，再贬为太原知府、江宁知府，后来直接免去一切官职，被安置在杭州。”
这段历史倒是鲜为人知，毕竟没谁会关心一个大奸臣是怎么由正常的官员变成奸臣的。
但显然，蔡京爬了十八年才爬了半级，刚升上去就被一撸到底，心态有一点点变化才是人之常情，经过在杭州的龙场悟道，蔡京大抵是黑化了。
——我心黑暗，亦复何言？
两年后，狂舔宋徽宗的蔡京重新出山，当年便直接宣麻拜相，拔擢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俗称的右相，第二年直接升左相，实现了一人之下的梦想。
“蔡京之所以会做出济养医药的行政决策，不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因此继承了王安石的变法理想，本质原因而是因为宋徽宗刚刚登上皇位，还处于锐意进取时期，而且非常钦佩父亲宋神宗的熙宁变法，以及兄长宋哲宗的绍圣绍述，所以才用了‘崇宁’的年号，也就是崇敬熙宁变法的意思.而蔡京的变法，主要以教育和经济两方面为主，教育方面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经济方面则对盐法、茶法、钞法、漕运进行变动。”
嗯，越说越像大明了。
姜星火话锋一转：“当然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评价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观断定他一切行政决策都是因为要讨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观评价的他的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所谓渐进决策，便是决策者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渐实现决策目标的决策，换句话说，稳中求变。”
高逊志仔细地看向教案，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还比较初级，那么渐进决策显然更进一步，而在教案上，渐进决策的要求是这么写的：集中于与现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评价决策；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
显然，蔡京全都走反了。
“譬如朝廷插手药店，如果换做是我们采用渐进决策应该怎么做？”
姜星火循循善诱道：“首先，作为决策者的我们，肯定要考虑有没有现有的、可行的政策作为参考，也就是改良决策的基础，对不对？那么当时有吗？”
“北宋以商业为国家税收的重心，以四民为本为国策，那么破坏民间药业的经营，其实是在自毁根基，这点之前我在《明报》上就讲过，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但凡认为市场的供给被民间私营工商业者控制，北宋朝廷就直接下场参与经营，与民争利，蔡京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说，北宋朝廷直接下场经营药店，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所有参考的政策案例，都是失败的。”
“那么再看第二点，什么叫做‘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为什么桑弘羊搞盐铁官营能行？因为盐铁官营不仅赚钱，而且利差巨大，朝廷投入了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北宋朝廷去亲自经营药店，又比民间强在哪呢？”
“第三点，解决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蔡京济养医药后续的结果，也都写在了史书上，还不仅仅是官修史书，而是民间笔记、杂谈、地方志俱有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宋朝廷经营的药店，里面比市场价低的药材其实并没有给穷人什么实惠，反而是被负责药店的官吏给挪用了，藉此贩售出去牟取个人好处，甚至直接以接近于送的价格整店整店地租给贵戚之家。”
一连串的发问后，姜星火总结道。
“既没有可行的政策案例作为参考，又不坚持政策管用可行，最后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如果从渐进决策的三个可行性维度来考虑，蔡京的济养医药，无疑是全方位失败的。”
“所以说，蔡京压根就不该动济养医药？”
姜星火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示意众人接着翻教案。
“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是对全部空间作努力做的细微观察的显微镜，而渐进决策模型则是只对熟悉区域进行大致观察的放大镜，那么前者准确度高但代价大，后者运用的代价较低但准确度不够。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则要求同时使用显微镜与放大镜，既要对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又要对某些部位进行细微观察，既考察全面，又考察重点。”
高逊志问道：“这不也成了国师口中面对糖果要一把抓的‘我全都要’的孩童了吗？”
“非是如此，若是以数术粗略估量，便是有所谓‘二八定律’之说。”姜星火摇头缓缓道。
“十分之二为重点政策，需要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决策者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使用有限理性决策的方法，继而尽可能地追求一个‘满意’的政策答案；而十分之八则为非重点政策，仅仅参考和沿用修改过去成功的政策案例，尽可能节约
这段历史倒是鲜为人知，毕竟没谁会关心一个大奸臣是怎么由正常的官员变成奸臣的。
但显然，蔡京爬了十八年才爬了半级，刚升上去就被一撸到底，心态有一点点变化才是人之常情，经过在杭州的龙场悟道，蔡京大抵是黑化了。
——我心黑暗，亦复何言？
两年后，狂舔宋徽宗的蔡京重新出山，当年便直接宣麻拜相，拔擢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即俗称的右相，第二年直接升左相，实现了一人之下的梦想。
“蔡京之所以会做出济养医药的行政决策，不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他因此继承了王安石的变法理想，本质原因而是因为宋徽宗刚刚登上皇位，还处于锐意进取时期，而且非常钦佩父亲宋神宗的熙宁变法，以及兄长宋哲宗的绍圣绍述，所以才用了‘崇宁’的年号，也就是崇敬熙宁变法的意思.而蔡京的变法，主要以教育和经济两方面为主，教育方面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经济方面则对盐法、茶法、钞法、漕运进行变动。”
嗯，越说越像大明了。
姜星火话锋一转：“当然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评价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观断定他一切行政决策都是因为要讨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观评价的他的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所谓渐进决策，便是决策者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渐实现决策目标的决策，换句话说，稳中求变。”
高逊志仔细地看向教案，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还比较初级，那么渐进决策显然更进一步，而在教案上，渐进决策的要求是这么写的：集中于与现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评价决策；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
显然，蔡京全都走反了。
“譬如朝廷插手药店，如果换做是我们采用渐进决策应该怎么做？”
姜星火循循善诱道：“首先，作为决策者的我们，肯定要考虑有没有现有的、可行的政策作为参考，也就是改良决策的基础，对不对？那么当时有吗？”
“北宋以商业为国家税收的重心，以四民为本为国策，那么破坏民间药业的经营，其实是在自毁根基，这点之前我在《明报》上就讲过，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但凡认为市场的供给被民间私营工商业者控制，北宋朝廷就直接下场参与经营，与民争利，蔡京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说，北宋朝廷直接下场经营药店，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所有参考的政策案例，都是失败的。”
“那么再看第二点，什么叫做‘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为什么桑弘羊搞盐铁官营能行？因为盐铁官营不仅赚钱，而且利差巨大，朝廷投入了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北宋朝廷去亲自经营药店，又比民间强在哪呢？”
“第三点，解决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蔡京济养医药后续的结果，也都写在了史书上，还不仅仅是官修史书，而是民间笔记、杂谈、地方志俱有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宋朝廷经营的药店，里面比市场价低的药材其实并没有给穷人什么实惠，反而是被负责药店的官吏给挪用了，藉此贩售出去牟取个人好处，甚至直接以接近于送的价格整店整店地租给贵戚之家。”
一连串的发问后，姜星火总结道。
“既没有可行的政策案例作为参考，又不坚持政策管用可行，最后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如果从渐进决策的三个可行性维度来考虑，蔡京的济养医药，无疑是全方位失败的。”
“所以说，蔡京压根就不该动济养医药？”
姜星火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示意众人接着翻教案。
“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是对全部空间作努力做的细微观察的显微镜，而渐进决策模型则是只对熟悉区域进行大致观察的放大镜，那么前者准确度高但代价大，后者运用的代价较低但准确度不够。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则要求同时使用显微镜与放大镜，既要对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又要对某些部位进行细微观察，既考察全面，又考察重点。”
高逊志问道：“这不也成了国师口中面对糖果要一把抓的‘我全都要’的孩童了吗？”
“非是如此，若是以数术粗略估量，便是有所谓‘二八定律’之说。”姜星火摇头缓缓道。
“十分之二为重点政策，需要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决策者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使用有限理性决策的方法，继而尽可能地追求一个‘满意’的政策答案；而十分之八则为非重点政策，仅仅参考和沿用修改过去成功的政策案例，尽可能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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