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620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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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第483章 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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