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668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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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这时候您想起来祖宗宪典了。
    嗯,薛丁格的祖宗之法。
    但是显然,来自宫中的诏令,也是某种讯号,意味着随着这几天《明报》上舆论的发酵,已经开始有反馈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显,其他都能争论,但吏风这一块,是这次行动的主题,这个就别争了,你们也别想靠着舆论就能阻止整顿吏治的工作。
    这样的定性,显然跟胡俨、杨敬诚认为的“吏风与世风息息相关”的观点相违背,但这就属于主办方下场定规矩,硬要二分开来,倒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了。
    而像是金华学派和关学举办的这种茶会等类似性质的学术交流,这几日在南京可谓是数不胜数。
    围绕着这个广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会命题,不同的思潮、学派之间,开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关键的今年还是科举年,外地举子刚来南京就碰上了这种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火烧楼塌我拍照”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热烈氛围中,几日后的国子监,也是马上要迎来了双方不同意见代表之间,对于“吏风、世风、学风”的论战。
    第513章 辩手
    姜星火看着负责协助秩序工作的锦衣卫递上来的名单,稍稍陷入沉思。
    明初理学宗师,能真正有青史留名地位的,无非便是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寥寥几人而已,宋濂、刘基这两位洪武时代的执牛耳者,如今早已成了绝唱,而建文时代的方孝孺,作为自己名义上的“师爷”,更是被噶的全部传承都断了,未来真正能引领永乐时代的曹端,现在还只是年轻一辈的宗师。
    至于再往后,在明代思想界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理学宗师,现在要么没出生,要么才十来岁至于三原学派和崇仁学派这些名噪一时的学派,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所以,按名单来看,只要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领袖,算是该来的是都来了。
    看着自己被士林普遍归类到了浙东学派嫡传里,姜星火真的哭笑不得。
    “有说的吗?这是按浙东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来划分的吗?”
    姚广孝揶揄地笑了笑,只道:“还真不是。”
    传统概念上的浙东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其实是大类的说法,古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浙东”,后世的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地区。
    南宋的时候,浙中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浙南叶适的永嘉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
    金华学派传承到了汪与立这辈自不必说,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的永康、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最终在宋元之际走向没落不得不说,有杨氏三代人坚守门楣的关学这种学派,反倒是少数的、幸运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划分方法,是黄溍-宋濂-方孝孺这一支的新浙东学,按传承顺序,到姜圣你这根独苗苗上了。”
    经过老和尚的解释,姜星火方才明白了过来是什么意思。
    到了明初,浙东学派的含义开始有所改变,金华学派退居其次,后来居上的是宋濂-方孝孺这一脉,也就是“新浙东学派”。
    而宋濂“新浙东学派”这一脉,还要追溯到元代的“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
    这是一个对明初思想界有着极其深远影响的人物,但却鲜少被人所知。
    其人是浙江义乌人,出身双井黄氏,是黄庭坚的亲叔黄昉的九世孙,在元末思想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充任过元廷的经筵官给元帝讲课,并且担任了知制诰负责撰写皇帝诏令,还担任过国子学博士,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作为黄溍的得意门生,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经这样记述人们争先诵读黄溍诗文的情景,“海内之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域殊邦,亦皆知所宝爱”.而宋濂、王袆(《元史》总裁官之一)、傅烁、金涓、朱廉、傅藻,明初一大票足以称为“大儒”、“儒宗”的儒者,都是黄溍的门生。
    所以说,黄溍的“新浙东学派”的思想,才是明初正经的官学、显学。
    “新浙东学派”的宋濂、王袆等人,主要继承的是黄溍推崇的朱熹理学,但宋濂在师承黄溍的同时,上接许衡、吴澄等人的思想路线,很强调心的作用,他以求我寸心、自我觉悟为为学首要任务,也就是“世人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经,斯远矣,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经也,弗之思耳”,有点心学思想那个意思,但核心还是返诸己身那一套,属于诚心正意的范畴。
    方孝孺为什么在建文时代名声这么大?除了他学问确实不一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宋濂亲传弟子,是“新浙东学派”,也就是大明最显赫的学派的这一代掌门人。
    不过作为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的学术观点跟宋濂还是有点差异的,方孝孺更强调“博文约礼、格物致知”,提倡笃行践履,反对空谈心性的“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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