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第681节(3/4)
逻辑就是“良知”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既内在于主体之中，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因此只要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自然就可以符合大部分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又能避免程朱理学那种极端死板保守的思想荼毒。
那么，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两个问题。
“致良知”这三个字，为什么被称作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救时良方？
说到底，“致良知”还是要求道德反省，那与理学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别看字少，但是真管用，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保守腐朽的道德观念，已经切实成为了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整个社会急需新的道德观上的指导思想出现，来为社会进行减负，解除思想道德上的沉重枷锁。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两方面的区别，其一是在逻辑关系上，理学的道德准则，是天理施加给人性的，具有高高在上的性质，而“致良知”则是人对内心的自我反省，是不被外力施加的，相当于你自己心甘情愿想去做而不是被人摁着头去做；其二是在实践关系上，“致良知”本身就是方法论，与“知行合一”结合在一起，主张求真务实，主张实践出真知，是有一整套配套方法的，而且在践行过程中简单易行，比过去理学玄妙的心证修养方法要易于推广实践的多。
任何学说或方法都是如此，越容易让人理解，越有标准步骤，就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所以心学在明代中叶一经推出，马上就成为了显学，嘉隆万时期相当数量的内阁成员，都是心学的信仰者。
而对面的杨士奇则是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种不安，倒不是杨士奇提前意识到了什么，实际上，对于这种在此方世界从未问世的新理论，根本不可能有人认识到，而是杨士奇看着眼前沉静自若的姜星火，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
姜星火太自信了。
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
‘呵，你输定了！’
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适应，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局势会演变这样，明明在太学之会开始前，他还是自问有五六成胜算的，而且，他苦心准备了许久，自问该准备的地方，都准备到位了，如果说细胞物质说，是确实出乎他预料，而且根本无法反驳的实证打击，杨士奇他认了，那么在心性论方面，杨士奇现在却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姜星火到底该怎么完成最后一击。
而且，杨士奇在过去，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镇定从容。
就仿佛破解这种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的难题，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样。
要知道，从南宋开始，实学、心学和理学，对于心性论的争辩，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了。
而姜星火，也很快开始了他的回合。
“宋儒言道德，则必以‘仁义礼智信’为天理于人心之阐发，然人不过物质细胞，天地之性说，荒谬矣。”
“可依我看来，道德却未尝不存于人心，道德，即良知也。”
“性无不善，情亦皆真；赤子入井，皆有恻隐；乍见之时，验此不忍；率之谓道，人人共由.所谓良知，大抵如此，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而学，不虑而知，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幼，人人皆是如此。”
姜星火的观点，对于理学家里极端保守的那一拨来说，当然是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异端学说。
但只要没那么偏激，其实这种观点不难得到认同，而且高度符合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
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基于天理而汇通人性的、超验的、预设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及三纲五常等等），但人是有自发的道德心的，也就是良知。
因此，在姜星火的学说里，良知就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或者说良知就是以前的“天理”，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道德规范。
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便是这个含义，良知在道德心上，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是圣人还是愚者，因此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都能做出正确判断。
基于这一点，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那么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
姜星火缓缓道出他的观点，而这种圣人讲道一般的气质，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使得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一种说服力，就连旁听者，都能跟着陷入思考。
在这种环境下，杨士奇的自信和骄傲被击溃，他终于忍不住了。
“若是良知这般有用，不需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准则，怎么先贤们就没有认识到？若是光凭个人内心良知，一个
那么，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两个问题。
“致良知”这三个字，为什么被称作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救时良方？
说到底，“致良知”还是要求道德反省，那与理学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别看字少，但是真管用，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保守腐朽的道德观念，已经切实成为了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整个社会急需新的道德观上的指导思想出现，来为社会进行减负，解除思想道德上的沉重枷锁。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两方面的区别，其一是在逻辑关系上，理学的道德准则，是天理施加给人性的，具有高高在上的性质，而“致良知”则是人对内心的自我反省，是不被外力施加的，相当于你自己心甘情愿想去做而不是被人摁着头去做；其二是在实践关系上，“致良知”本身就是方法论，与“知行合一”结合在一起，主张求真务实，主张实践出真知，是有一整套配套方法的，而且在践行过程中简单易行，比过去理学玄妙的心证修养方法要易于推广实践的多。
任何学说或方法都是如此，越容易让人理解，越有标准步骤，就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所以心学在明代中叶一经推出，马上就成为了显学，嘉隆万时期相当数量的内阁成员，都是心学的信仰者。
而对面的杨士奇则是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种不安，倒不是杨士奇提前意识到了什么，实际上，对于这种在此方世界从未问世的新理论，根本不可能有人认识到，而是杨士奇看着眼前沉静自若的姜星火，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
姜星火太自信了。
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
‘呵，你输定了！’
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适应，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局势会演变这样，明明在太学之会开始前，他还是自问有五六成胜算的，而且，他苦心准备了许久，自问该准备的地方，都准备到位了，如果说细胞物质说，是确实出乎他预料，而且根本无法反驳的实证打击，杨士奇他认了，那么在心性论方面，杨士奇现在却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姜星火到底该怎么完成最后一击。
而且，杨士奇在过去，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镇定从容。
就仿佛破解这种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的难题，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样。
要知道，从南宋开始，实学、心学和理学，对于心性论的争辩，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了。
而姜星火，也很快开始了他的回合。
“宋儒言道德，则必以‘仁义礼智信’为天理于人心之阐发，然人不过物质细胞，天地之性说，荒谬矣。”
“可依我看来，道德却未尝不存于人心，道德，即良知也。”
“性无不善，情亦皆真；赤子入井，皆有恻隐；乍见之时，验此不忍；率之谓道，人人共由.所谓良知，大抵如此，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而学，不虑而知，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幼，人人皆是如此。”
姜星火的观点，对于理学家里极端保守的那一拨来说，当然是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异端学说。
但只要没那么偏激，其实这种观点不难得到认同，而且高度符合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
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基于天理而汇通人性的、超验的、预设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及三纲五常等等），但人是有自发的道德心的，也就是良知。
因此，在姜星火的学说里，良知就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或者说良知就是以前的“天理”，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道德规范。
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便是这个含义，良知在道德心上，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是圣人还是愚者，因此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都能做出正确判断。
基于这一点，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那么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
姜星火缓缓道出他的观点，而这种圣人讲道一般的气质，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使得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一种说服力，就连旁听者，都能跟着陷入思考。
在这种环境下，杨士奇的自信和骄傲被击溃，他终于忍不住了。
“若是良知这般有用，不需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准则，怎么先贤们就没有认识到？若是光凭个人内心良知，一个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