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813节(1/4)
或许，还是老了吧，难免心软，尤其高贵妃还是侍候了他几十年的女人。
“前番王伷来朝，不是带了一些人参、补品吗？去挑一挑，给瑶华殿送去！”刘皇帝冲喦脱吩咐道。
虽然他也清楚，人参什么的，未必就能药到病除，但终究是一份心意，告诉高贵妃，他还是关心她的。
又沉吟几许，刘皇帝始终觉得有些别扭，嘀咕道：“要不要让刘晞一家子回一趟京？”
与秦王刘煦在安东的辛苦打拼相同，晋王刘晞在漠南也经营了十来年了，也隐隐有“漠南王”的外号。
不过，与安东高度的自治权不同，漠南这边，属于山阳道辖下，又抵邻河东这样的龙兴之地，同时，又不似安东那边偏僻，受朝廷的影响要大得多。
更何况，漠北还有契丹政权这个外患，朝廷在当地也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宰相宋琪的二治山阳，都使得刘晞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像刘煦在安东的自专。
但与此同时，刘晞受到的非议也要小得多，至少没有人把漠南看作“漠南国”，贴上“国中之国”的标签。
即便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中，刘晞在漠南也干出了一番成绩。或许是成熟了，又或许本心如此，而立之年后的刘晞彻底收起来了年少时的自由懒散，开始真正承担起一个帝国亲王与皇子的责任。
刘皇帝早年的悉心培养，以及高贵妃的严厉鞭策，也没有白费，刘晞虽然低调，但才干是实在的，看问题往往直指要害根本，政治觉悟高，对上意的领会，对朝廷的政策也往来有清晰认知，到位的解释。
而在漠南的这些年，刘晞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在贯彻执行朝廷政策上，尤其是胡民汉化的大政上。
与榆林道那边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善政变恶政不同，对山阳下辖的胡民部族的消化吸收，是落在实处的，汉化的进程，在最近十年中，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到开宝二十一年，几乎所有的塞北部族，都在官府的推动下，实现了编帐齐民，彻底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详细的税收制度也切实地推行开来。
与过去相比，胡民的生产力，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而除了生产活动方式以畜牧为主之外，这些胡民与大汉底层的那些农民，从本质上来说，已经趋于一致。
汉语的推广，进展同样是突飞猛进，至少那些年轻人，已然习惯了说汉语，不管是对官方，还是对民间，这都是一个最实用也最能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
至少，不会说汉语，是容易受骗，在塞北闯荡的汉人乃至汉吏，可不都是善男信女，过去有许多胡人就因为不通官话，遭受损失。
利益的驱动下，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即便不会说，也要听得懂。而原本荒言野话，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
时至如今，倘若在塞北的部帐、集市中，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
相比之下，汉字的推广，则仍显落后，但这也国情所限，语言是基本问题，文字则要高级些，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何况胡人。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汉服的推广，也没有强行推动，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
但是，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都已经习惯穿汉服，毕竟，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
可以说，汉话、汉字、汉服这三件事，做得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对汉话的推广，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
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当然，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
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部族成分、历史因素也是其一。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漠南胡民来源众多，成分更杂，并且，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遍，大汉是从头开始在漠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漠北有契丹威胁，朝廷在漠南又驻有重兵，掌控能力很强。而那些归服的部族，一部分是朝廷北伐中征服的，一部分是在漠北大乱南投的，这些人，对于朝廷与汉军的强大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加上受到辽国时代统治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汉化的抵触，并没有那么深。
而不服反抗的，要么被消灭了，要么逃出大汉辖地，余下的，时间一久，自然逐渐成为大汉的顺民。
另外一方面，则是漠南乃至整个山阳地区，汉人移民，掺沙子的效果比较好，从基层夯实了朝廷的统治，压制了胡人分离的可能。
毕竟，与榆林沙碛密布的情况不同，漠南可是塞上江南，广袤的草原，优良的牧场，充足的水源，这可比其他边地的吸引力大多了。
尤其是，大汉对牛羊马驼等牲畜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不论是畜力还是畜肉，乃至毛皮，都极具价值，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随着朝廷的宣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言，有大量的汉民蜂拥北上，圈一草场，养羊牧马，然后售卖，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行为，
“前番王伷来朝，不是带了一些人参、补品吗？去挑一挑，给瑶华殿送去！”刘皇帝冲喦脱吩咐道。
虽然他也清楚，人参什么的，未必就能药到病除，但终究是一份心意，告诉高贵妃，他还是关心她的。
又沉吟几许，刘皇帝始终觉得有些别扭，嘀咕道：“要不要让刘晞一家子回一趟京？”
与秦王刘煦在安东的辛苦打拼相同，晋王刘晞在漠南也经营了十来年了，也隐隐有“漠南王”的外号。
不过，与安东高度的自治权不同，漠南这边，属于山阳道辖下，又抵邻河东这样的龙兴之地，同时，又不似安东那边偏僻，受朝廷的影响要大得多。
更何况，漠北还有契丹政权这个外患，朝廷在当地也掌控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宰相宋琪的二治山阳，都使得刘晞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像刘煦在安东的自专。
但与此同时，刘晞受到的非议也要小得多，至少没有人把漠南看作“漠南国”，贴上“国中之国”的标签。
即便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中，刘晞在漠南也干出了一番成绩。或许是成熟了，又或许本心如此，而立之年后的刘晞彻底收起来了年少时的自由懒散，开始真正承担起一个帝国亲王与皇子的责任。
刘皇帝早年的悉心培养，以及高贵妃的严厉鞭策，也没有白费，刘晞虽然低调，但才干是实在的，看问题往往直指要害根本，政治觉悟高，对上意的领会，对朝廷的政策也往来有清晰认知，到位的解释。
而在漠南的这些年，刘晞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在贯彻执行朝廷政策上，尤其是胡民汉化的大政上。
与榆林道那边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善政变恶政不同，对山阳下辖的胡民部族的消化吸收，是落在实处的，汉化的进程，在最近十年中，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到开宝二十一年，几乎所有的塞北部族，都在官府的推动下，实现了编帐齐民，彻底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详细的税收制度也切实地推行开来。
与过去相比，胡民的生产力，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而除了生产活动方式以畜牧为主之外，这些胡民与大汉底层的那些农民，从本质上来说，已经趋于一致。
汉语的推广，进展同样是突飞猛进，至少那些年轻人，已然习惯了说汉语，不管是对官方，还是对民间，这都是一个最实用也最能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
至少，不会说汉语，是容易受骗，在塞北闯荡的汉人乃至汉吏，可不都是善男信女，过去有许多胡人就因为不通官话，遭受损失。
利益的驱动下，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即便不会说，也要听得懂。而原本荒言野话，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
时至如今，倘若在塞北的部帐、集市中，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
相比之下，汉字的推广，则仍显落后，但这也国情所限，语言是基本问题，文字则要高级些，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何况胡人。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汉服的推广，也没有强行推动，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
但是，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都已经习惯穿汉服，毕竟，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
可以说，汉话、汉字、汉服这三件事，做得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对汉话的推广，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
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当然，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
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部族成分、历史因素也是其一。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漠南胡民来源众多，成分更杂，并且，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遍，大汉是从头开始在漠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漠北有契丹威胁，朝廷在漠南又驻有重兵，掌控能力很强。而那些归服的部族，一部分是朝廷北伐中征服的，一部分是在漠北大乱南投的，这些人，对于朝廷与汉军的强大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加上受到辽国时代统治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汉化的抵触，并没有那么深。
而不服反抗的，要么被消灭了，要么逃出大汉辖地，余下的，时间一久，自然逐渐成为大汉的顺民。
另外一方面，则是漠南乃至整个山阳地区，汉人移民，掺沙子的效果比较好，从基层夯实了朝廷的统治，压制了胡人分离的可能。
毕竟，与榆林沙碛密布的情况不同，漠南可是塞上江南，广袤的草原，优良的牧场，充足的水源，这可比其他边地的吸引力大多了。
尤其是，大汉对牛羊马驼等牲畜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不论是畜力还是畜肉，乃至毛皮，都极具价值，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随着朝廷的宣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言，有大量的汉民蜂拥北上，圈一草场，养羊牧马，然后售卖，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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