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祖 第833节(2/4)
夏州马军指使,成为榆林大乱中趁势发展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而杀戮的对象,毫无疑问,是那些造反叛乱,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这些人本就该杀,只是榆林混乱无比,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
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一开始还盯着叛匪,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
到最后,则演变成,不论男女老少,尽数斩杀,这个头,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军主力”之后,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从贼之嫌”党项部民身上,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而这部分人之中,绝大多数,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以及官军、番兵挥舞的屠刀,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引颈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结果是死,顶多临死反扑,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
也有选择逃亡的,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然而榆林虽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杀,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最终还是成为“赏钱”。
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过去的几个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无可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
有的冲破重重阻碍,遁入陕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还有活命的希望。
但这些,终究只是少数。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杀戮,还有饿死,病亡,事实上,在过去的那个寒冬,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开春之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也没有那个空间,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
即便如此,对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只要还能看的,脑袋都被割下来,拿去请赏换钱。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比起活着遭的罪,要轻得多。
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是夏州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而杀戮的对象,毫无疑问,是那些造反叛乱,与朝廷为敌的胡汉逆贼,这些人本就该杀,只是榆林混乱无比,如何甄别是一个困难。
行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下边行动却放得很开,一开始还盯着叛匪,后来就有聪明人盯着所有党项人。
到最后,则演变成,不论男女老少,尽数斩杀,这个头,还是灵州杂胡白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军主力”之后,白马胡积极开动他们不大灵光的脑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从贼之嫌”党项部民身上,尤其他们屠灭一个部落,连老弱妇孺的首级也换得了等量的赏钱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彻底打开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而这部分人之中,绝大多数,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以及官军、番兵挥舞的屠刀,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引颈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结果是死,顶多临死反扑,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
也有选择逃亡的,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然而榆林虽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杀,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最终还是成为“赏钱”。
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过去的几个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无可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
有的冲破重重阻碍,遁入陕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还有活命的希望。
但这些,终究只是少数。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杀戮,还有饿死,病亡,事实上,在过去的那个寒冬,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开春之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也没有那个空间,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
即便如此,对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只要还能看的,脑袋都被割下来,拿去请赏换钱。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比起活着遭的罪,要轻得多。
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是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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