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2节(1/3)
索要关南十县，那是属于割地行为，因为澶渊之盟已经约定这十县归于宋朝，不然的话，宋朝也没有理由给岁币，现在又要回去，纯纯的是欺负人，要知道宋朝臣民对于割地这种事，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没有太多市场的。
当初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宁可给钱，也绝不愿意割地。
但是侵界那是属于争议问题，这给宋朝廷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但也不是说小事，只是说舆论压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侵界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一直以来都是地方对接解决，是不会上升中央层面，但这回辽国派特使来，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赵顼也不傻，此事必须要谨慎处理。
他是第一时间就找来韩琦、曾公亮这两位已经致仕宰相。
尤其是韩琦，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他在处理与辽国边界问题，并且有着出色的成绩。
之后赵顼又分别召见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宰相。
他们的建议，是大致相同。
都是建议皇帝，要积极与辽国谈判，努力维系与辽国的友好关系。
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这国内在改革，熙河拓边已经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决不能在这时候，与辽国闹掰。
但是在边界问题上，他们认为一定要做到寸步不让，要讲道理，讲证据。
虽然大致相同，但是他们的表态却是有着微妙的不同。
韩琦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王安石是要负全责的。
根据他在河北地区担任安抚使时的观察，两国百姓已经数十年未经战事，其实都非常厌战，基于这一点，韩琦认为辽国是没有与宋朝开战的意图，因为没有民意基础。
而之所以这么做，就在于王安石这几年张牙舞爪，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改革变法就是要干你们的。
关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自王安石为相以来，他将一些支持他变法的将军安排在边境，而这些将军都属于激进派，导致周边势力都开始积极防备宋朝。
韩琦认为这么做是非常重大的失误，他认为应该暗中练兵，加强防备，在羽翼丰满之前，要积极改善周边关系，哪怕是对西夏。
并且举出汉武帝的例子，经过文景两代人两代人的发展，汉武帝才开始与匈奴撕破脸皮的，王安石改革才几年，成果未见多少，但他喊得比谁都凶。
那唐太宗都隐忍了三四年，你至少得隐忍十年吧。
他的建议就是废除王安石的一些军事上的政策，以求解除辽国的疑虑，此事便可平息，因为他认定辽国是不会轻易与宋朝开战的。
虽然韩琦肯定也是有私心的，因为他不认同王安石的一些政策。但他说得也都是事实，就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因为王安石改革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打仗，这也是他和赵顼的共识，正是因为这一点，赵顼才愿意支持王安石的，别得大臣都没有王安石这么猛，那王安石肯定要喊这口号，要对外强硬。
不然的话，他没有改革变法的理由，其实他跟张斐是一样的，都是借着外部压力，来寻求内部改革。
但是富弼、司马光都反对这种做法，富弼给予赵顼的建议，是二十年不要用兵。
潜在意思，就是现在国家民生凋敝，至少需要发展二十年，才有对外一战之力。
故此富弼、司马光也都多多少少将责任推给王安石，只是说没有韩琦说得那么直白，因为在这期间，主政的就是王安石，要是王安石不那么激进的话，宋朝就不会陷入这种困境。
王安石当然也不傻，他也非常清楚宋朝现在无力与辽国开战，关键一旦跟辽国开战，那西夏怎么办？他的重心全在西夏，他的计划也是要先灭西夏。
所以，他也是建议积极与辽国谈判，可以做出一些妥协，比如说拆除雄州的防御工事，但不能太过分。
同时，他认为该加速为消灭西夏做准备，否则的话，始终会被这两方势力给钳制。
其中唯独文彦博和曾公亮比较强势，他们就认为，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要积极防御，不能寄望于辽国不打你。
但他们都认为，辽国现在的国力也是吞不下大宋的，要开战，他们也会损失惨重的。
这里面依旧看得到革新、保守两派的斗争。
在这期间，张斐倒是没有在操心这事，而是一直在跟皇庭、三司讨论农税问题。
皇庭已经叫停税务司，认为如果农税要是不变的话，那就违反了新税法。
三司也愿意做出妥协，但问题就在于妥协多少。
这里面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因为贫瘠之地可能是颗粒无收，但是肥沃的土地，能只是比往年减少三四成。
最终还是张斐出了个主意，做一个样本调查，在不同的地方，去抽查一些土地，看看此番灾情到底给农田带来多大的损失。
然后以这个数定为今年每亩地的产量，但税率是不变的，以前有人可能要缴纳百分之二十税，这么一算，可能就只要缴纳百分之十，以前缴纳百分之五的，可能就免税。
百姓们当然是欢欣鼓
当初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宁可给钱，也绝不愿意割地。
但是侵界那是属于争议问题，这给宋朝廷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但也不是说小事，只是说舆论压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侵界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一直以来都是地方对接解决，是不会上升中央层面，但这回辽国派特使来，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赵顼也不傻，此事必须要谨慎处理。
他是第一时间就找来韩琦、曾公亮这两位已经致仕宰相。
尤其是韩琦，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他在处理与辽国边界问题，并且有着出色的成绩。
之后赵顼又分别召见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宰相。
他们的建议，是大致相同。
都是建议皇帝，要积极与辽国谈判，努力维系与辽国的友好关系。
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时此刻，他们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这国内在改革，熙河拓边已经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决不能在这时候，与辽国闹掰。
但是在边界问题上，他们认为一定要做到寸步不让，要讲道理，讲证据。
虽然大致相同，但是他们的表态却是有着微妙的不同。
韩琦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王安石是要负全责的。
根据他在河北地区担任安抚使时的观察，两国百姓已经数十年未经战事，其实都非常厌战，基于这一点，韩琦认为辽国是没有与宋朝开战的意图，因为没有民意基础。
而之所以这么做，就在于王安石这几年张牙舞爪，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改革变法就是要干你们的。
关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自王安石为相以来，他将一些支持他变法的将军安排在边境，而这些将军都属于激进派，导致周边势力都开始积极防备宋朝。
韩琦认为这么做是非常重大的失误，他认为应该暗中练兵，加强防备，在羽翼丰满之前，要积极改善周边关系，哪怕是对西夏。
并且举出汉武帝的例子，经过文景两代人两代人的发展，汉武帝才开始与匈奴撕破脸皮的，王安石改革才几年，成果未见多少，但他喊得比谁都凶。
那唐太宗都隐忍了三四年，你至少得隐忍十年吧。
他的建议就是废除王安石的一些军事上的政策，以求解除辽国的疑虑，此事便可平息，因为他认定辽国是不会轻易与宋朝开战的。
虽然韩琦肯定也是有私心的，因为他不认同王安石的一些政策。但他说得也都是事实，就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因为王安石改革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打仗，这也是他和赵顼的共识，正是因为这一点，赵顼才愿意支持王安石的，别得大臣都没有王安石这么猛，那王安石肯定要喊这口号，要对外强硬。
不然的话，他没有改革变法的理由，其实他跟张斐是一样的，都是借着外部压力，来寻求内部改革。
但是富弼、司马光都反对这种做法，富弼给予赵顼的建议，是二十年不要用兵。
潜在意思，就是现在国家民生凋敝，至少需要发展二十年，才有对外一战之力。
故此富弼、司马光也都多多少少将责任推给王安石，只是说没有韩琦说得那么直白，因为在这期间，主政的就是王安石，要是王安石不那么激进的话，宋朝就不会陷入这种困境。
王安石当然也不傻，他也非常清楚宋朝现在无力与辽国开战，关键一旦跟辽国开战，那西夏怎么办？他的重心全在西夏，他的计划也是要先灭西夏。
所以，他也是建议积极与辽国谈判，可以做出一些妥协，比如说拆除雄州的防御工事，但不能太过分。
同时，他认为该加速为消灭西夏做准备，否则的话，始终会被这两方势力给钳制。
其中唯独文彦博和曾公亮比较强势，他们就认为，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要积极防御，不能寄望于辽国不打你。
但他们都认为，辽国现在的国力也是吞不下大宋的，要开战，他们也会损失惨重的。
这里面依旧看得到革新、保守两派的斗争。
在这期间，张斐倒是没有在操心这事，而是一直在跟皇庭、三司讨论农税问题。
皇庭已经叫停税务司，认为如果农税要是不变的话，那就违反了新税法。
三司也愿意做出妥协，但问题就在于妥协多少。
这里面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因为贫瘠之地可能是颗粒无收，但是肥沃的土地，能只是比往年减少三四成。
最终还是张斐出了个主意，做一个样本调查，在不同的地方，去抽查一些土地，看看此番灾情到底给农田带来多大的损失。
然后以这个数定为今年每亩地的产量，但税率是不变的，以前有人可能要缴纳百分之二十税，这么一算，可能就只要缴纳百分之十，以前缴纳百分之五的，可能就免税。
百姓们当然是欢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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