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3)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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