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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嫡长子 第844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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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没办法,他刚被皇帝收拾过,现在属于夹着尾巴装乖的阶段。
    到了十月初六日,皇帝正式起驾,
    天子龙辇是队伍庞大、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从北京城中走出。
    国家像这样强盛,朱厚照也就没省马车这样的小钱,他的座驾乃是八匹透黑精壮的大马所拉,车厢长两丈有余,内里分出了两块独立区域,最前方是放着书案,用于处理政务,后面用木门相隔着的是一个宽而软的大床,供他在路途中休息。
    这两个区域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小窗,而轮子则是前二、中四、后二的格局,至于帘子和木头的用料装饰则不必多言。
    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移动的乾清宫。
    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容得下七八名臣子。
    至于路途颠簸也不必过多担心,两京大道已经被修整过了,虽比不得现代高速公路那样丝滑,但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有不适的感觉。
    而因为天子出行,封路则是不可避免的操作。
    朱厚照没在这方面为难负责他守卫的神武卫将士们,不然万一有什么意外,那不仅对他个人安危造成威胁,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朝堂出乱子。
    当然,这样的缺陷就是外面的景色会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一眼望过去的平坦耕地,刚出紫禁城还觉得新鲜,走到保定就已经不想往外面看了,而是听着自己的臣子说些具体的事。
    这期间,邢观和姜雍所主张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主意。
    其实也不算正式的论政,更多的是一种论学,话赶话谈起的。
    邢观说:“当年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最大的缘由是出于北方防务的考量,以天子来守国门。百余年前,大明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方。所以那番考虑自是恰当。
    但时移世易,皇上文治武功,冠绝古今,北方蒙古余孽已不足为虑。不仅如此,自博望侯出使西洋以后,上下始知当今世界之势是航海大业浩浩汤汤,不可逆转。尤其是产业强国、产业立国的观念显然更适合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大明。
    大明又与南洋和西洋诸多国家往来通商,现在的海上船只如过江之卿,由此而知,国家的重心会在几十年间由北方转向南方,而且陛下也说过,今后大明的主要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海上。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将都城迁往南京?”
    邢观也不是特意在向皇帝上奏,或许是这一次正好是出发前往那里,所以他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但他这么一讲,其他人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对待的神色。
    与此同时,朱厚照则在心中想着:当年朱棣要迁都北京,也有政治考量。
    他对建文皇帝的削藩之策大加批判,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得削藩,这是不可更改的政治格局,不削藩还得了?
    但他造反的时候,肯定是说我是太祖皇帝封的九大塞王之一,身负戍边之责。
    哪怕当了皇帝,也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朱元璋给他的,那么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自然就是这个政治逻辑下的产物。
    上一世朱厚照并不会这么考虑,哪怕去看历史,也是觉得朱棣大概还是考虑军事因素,考虑了国家北方的防务压力。
    但现在当了这么些年皇帝,刚刚那些想法竟就自己这么冒出来了。
    而邢观之后,少府令范玉昌又说:“邢尚书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大明南洋公司便更像个京里的衙门,而不像地方。”
    朱厚照心中默默的赞同这句话。
    大明南洋公司太重要了,它的一把手都是自己绝对亲信。
    虽然在杭州,但实际上却是北京直接遥控。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重心确实是在南方。否则为什么不干脆把南洋公司放到京师去呢?
    “迁都大事岂可轻言?”顾人仪稳重出声,“便说所耗费的银钱便是个不小的数字。况且定都北平已百年有余,天下人都习惯了。”
    姜雍笑了笑,反正是路上闲暇,就这么说说嘛,他讲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做任何决策关键不在于耗资多少,关键在于划算还是不划算。如果迁都南京,对天下有利,那么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
    实际上,北方人口众多,但主要的产粮之地却都在南方,为了供养北方,每年南粮北运足有四五百万石,当年仁宗皇帝就说: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仰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这又是一个旧事了。
    朱棣死后,太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
    但这个老兄刚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就吵着闹着要回去,叫‘诏还都南京,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
    而且他还让后来的宣宗皇帝朱瞻基提前到南京去修葺宫殿,相当于给他打前站,完了弄好了他这边儿就过去。
    结果仁宗皇帝不长寿,事儿还没怎么办他就驾崩了。
    这才使得后来可以发生那件‘朱瞻基准备回京继位、而朱高煦欲半路拦截’的荒唐事,不然的话,朱瞻基好好的不在北京待着乱跑什么。
    现在姜雍这么提,
    便是要借用仁宗的大义,
    就是说还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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