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一零 论天下(2/3)
者，均召六部公卿、言官御使、公侯驸马、翰林学士会聚廷议，廷议所决，首辅亦不能改。咱们若要换掉高拱，不妨召开廷议，论处此事。”
风启却道：“廷议既可倾高拱，也可倾我们！若是我们主张召开廷议，论处大事，高拱却提出要三舍罢兵下野，那时候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
听从，那就是李派势力在这场角力中宣告失败，后果对李派来说极其严重；不听从，那就是抗命不遵，唯武力是从，将会彻底摧毁掉自蒙古南侵以来，徐阶与李彦直共同秉政后逐步创建的政治秩序，对国家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结局都不是李派所愿意看到的。
李彦直想了一想，道：“廷议是当召开的，不过召开之前，先试试各方的态度吧。”
便口述，让蒋逸凡拟了一封书信，与高拱笔论大事，这封信后来收入李彦直的文集当中，名为《报高阁老书》，信中先言自己远征日本，水土不服，回到天津后竟而得病——这是阐述自己无法马上回北京的原因。跟着说自己在养病期间静思国事，颇有新悟，因删繁就简，列成条目，写在信中，与高拱商讨正误。
陈羽霆读到这里暗暗赞赏蒋逸凡的文才，心想他如此立言，将来此信内容若是传播开去，外界反应得太过激烈的话，李彦直仍有回旋的余地。
李彦直口述断断续续，思维到处才发言，蒋逸凡下笔却有如流水，风启却听得暗暗惊心，道：“三舍，这信发出去，若高拱将之泄露，只怕会成为他攻击你的口实！”
李彦直却笑道：“我就是要让外界听到一点风声，看看他们的反应，再作定夺！”
这次却让陈羽霆送了信去。蒋逸凡和陈羽霆在李派内部职司不同，两人的性子也不同，高拱见是蒋逸凡来，心里便有三分防范，因蒋逸凡是个出色的使者，擅长纵横权变之术，陈羽霆却是一个能吏，有书生意气，由他前来，乃是李彦直向高拱表示自己有相忍为国的诚意与胸襟。
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
风启却道：“廷议既可倾高拱，也可倾我们！若是我们主张召开廷议，论处大事，高拱却提出要三舍罢兵下野，那时候我们是听从，还是不听从？”
听从，那就是李派势力在这场角力中宣告失败，后果对李派来说极其严重；不听从，那就是抗命不遵，唯武力是从，将会彻底摧毁掉自蒙古南侵以来，徐阶与李彦直共同秉政后逐步创建的政治秩序，对国家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结局都不是李派所愿意看到的。
李彦直想了一想，道：“廷议是当召开的，不过召开之前，先试试各方的态度吧。”
便口述，让蒋逸凡拟了一封书信，与高拱笔论大事，这封信后来收入李彦直的文集当中，名为《报高阁老书》，信中先言自己远征日本，水土不服，回到天津后竟而得病——这是阐述自己无法马上回北京的原因。跟着说自己在养病期间静思国事，颇有新悟，因删繁就简，列成条目，写在信中，与高拱商讨正误。
陈羽霆读到这里暗暗赞赏蒋逸凡的文才，心想他如此立言，将来此信内容若是传播开去，外界反应得太过激烈的话，李彦直仍有回旋的余地。
李彦直口述断断续续，思维到处才发言，蒋逸凡下笔却有如流水，风启却听得暗暗惊心，道：“三舍，这信发出去，若高拱将之泄露，只怕会成为他攻击你的口实！”
李彦直却笑道：“我就是要让外界听到一点风声，看看他们的反应，再作定夺！”
这次却让陈羽霆送了信去。蒋逸凡和陈羽霆在李派内部职司不同，两人的性子也不同，高拱见是蒋逸凡来，心里便有三分防范，因蒋逸凡是个出色的使者，擅长纵横权变之术，陈羽霆却是一个能吏，有书生意气，由他前来，乃是李彦直向高拱表示自己有相忍为国的诚意与胸襟。
高拱打开书信，细细阅读，见此信不涉半点私情，通篇讨论的都是国事，信中主体部分以为，大明如今虽国势蒸蒸日上，却有三大弊足为百年以后之隐忧：
“其一，科举取士以儒家经书为限，既无夫子在世时六艺兼考的气象，亦不能容纳海外传入之新学，范围过窄，复以朱学之是非为是非，使士人之中人只知死记硬背，不能开发其智力，使士人中之智者缄口不言心中之真想法，使士人中之狂狷备受打压，此皆非养士之道。”
他认为应该逐步拓宽科举考试的科目，将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作为一种一项，而容纳诸家各派，不但要考义理，还要考技艺，就是海外的天文、数学、物理等新学问，也要逐步列入考核范围。
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经典技艺，李彦直又建议实行多途取士，让有不同能力的人都有晋身之阶，实行真正的“科举”——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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