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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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落到日军手里被活着送到远山战俘营的也就这七八个人,更多成员在被俘后就直接丢了性命。而在远山战俘营里,冥冥中似乎还有一些人在关照着这七八个人,每次换监房时,总是有机会让猎鹰团的两三个成员换到同一个监房。每当有战俘被鬼子用卡车带走时,又总能巧妙地让猎鹰团成员避开。
    但这暗地里主宰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到1939年秋,只剩下三个猎鹰团成员留在远山战俘营。当然,郑大兵私底下也想过:也有可能就是战俘被带走时,那几个不见了的猎鹰团成员是被暗地里主宰的力量故意安排送走的,可能是尝试着让猎鹰团成员打入被带走的战俘中,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事实证明,被带走的成员应该没有带回任何消息。同一年,郑大兵最后一次换监房时,发现自己和战俘营里留下的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居然又关到了一起。某天午饭时间,郑大兵从馒头里嚼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个字:越狱。
    所以郑大兵很清楚,那个雨夜被派出去维修围栏的任务,肯定也是背后那些人的杰作。果然,郑大兵和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钢牙和大刀刘,带领其他五个战俘,成功地冲进了远山深处的大雨中。而在那几个并不知情的战俘里,就有曹正。
    那晚的雨下得很大很吓人,本来就黑压压的天,再加上瓢泼大雨,让郑大兵和其他七个人压根儿看不清一米以外的情况。
    大伙只能埋头跟着前面的人大踏步地走,具体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终点,完全没有头绪。
    正说到这儿,前面不远处的四哥、海波和杨建已经停下步子转过头在等我们了。周围尽管有点儿黑,但也还能分辨出已经到了死老头他们失踪的山洞洞口。郑大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晚点儿再找机会跟你们说,先找到死老头和振振吧。”
    我和小五点点头,随即朝四哥他们走了过去。走了几步,我压低声音问郑大兵:“兵哥,那四哥也是你们猎鹰团的人吗?”
    郑大兵没有看我,也同样压低声音说道:“是的,不过他是第二批的成员,他们都是归戴老板管了。”说完郑大兵指着小五说道:“而你的这个小五兄弟,就已经是猎鹰团第三批成员,归谁管你要问他自己了,弄不好他是归延安管的地下党也不一定。”
    小五扭过头来,撇撇嘴,笑道:“你们就当我是个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啊!总之全面抗战,我们要对付的都是日本人。”
    第二章 曹正:汉奸的顾忌
    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奸。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
    美云那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她留着短发,头发上别着一个金色发卡,穿着一套灰色长袍,这让她和身边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国女学生明显地不一样。我穿着一套刚刚量身定做好的西装,系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领带站在台下。我参加这个聚会的初衷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装,并不是为了聚会宣传的民主救国的纲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阮美云。几天后,我找到了她所选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现在所有能和她接触的场合里。
    但比较起阮美云每天所关心和思考的一切来,我又总是显得那么地卑微和可耻。美云在耐心地做着笔记,我傻傻地看着她粉嫩脖子上那块心形的黑痣发呆;美云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我在书架旁等着她身边座位上的学生早点儿离开;而美云在课余时间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在为民族的崛起发表演讲时,我却满脑子想着要如何开口约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美云恋爱了,男人是中华救国会的会长,也是我的河南老乡,叫黄碧辉。黄碧辉戴着个大大的黑边眼镜,和人交往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但上了讲台喊口号时,却有着异常的澎湃豪情。奇怪的是,我对黄碧辉没有一丝嫉妒和仇视,相反,我觉得他才值得美云去爱,才是能和美云相匹配的男人。而我在他们面前总有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是个猥琐的小人。
    慢慢地,我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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