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2/8)
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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