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6/7)
幕拉开。国民党被迫应战，最终因为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的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
“二次革命”后，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他久久不见回音，便按捺不住了，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世凯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那封信仍没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起来。那两人并不答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立即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便让他悉心治疗，依方服药。谁知吃药以后，便觉得胸前胀闷，过了不久，药性发作，浑身疼痛，腹中更觉难熬，翻江倒海似的。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连哭带号，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急忙问医生何在，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赵秉钧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凯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罢了，罢了。”不一会儿，赵秉钧就七孔流血，四肢青黑，中剧毒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太平了。因为向往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他就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张皎安”。
可是因为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连招呼都没有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他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
至此，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
“二次革命”后，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他久久不见回音，便按捺不住了，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世凯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而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那封信仍没有回音。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起来。那两人并不答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立即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便让他悉心治疗，依方服药。谁知吃药以后，便觉得胸前胀闷，过了不久，药性发作，浑身疼痛，腹中更觉难熬，翻江倒海似的。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连哭带号，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急忙问医生何在，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赵秉钧自知中毒，是被袁世凯所害，不由得恨恨道：“罢了，罢了。”不一会儿，赵秉钧就七孔流血，四肢青黑，中剧毒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太平了。因为向往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他就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名“张皎安”。
可是因为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连招呼都没有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他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这个少年原来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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