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2/7)
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匪徒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并塞进窄窄的船舱里，不许他活动也不给他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了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后，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才停下。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在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像台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紧张奔走着。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主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朋友！”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直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的，说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要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因为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自己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拖延过久会走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相信父亲还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在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像台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紧张奔走着。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主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朋友！”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直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的，说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要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因为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自己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拖延过久会走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相信父亲还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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