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4/7)
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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