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5/5)
忽略了诸多贵重物品，则又表明凶手缺乏真正的反侦查经验，应该没有犯罪前科；凶手在三起作案中都是徒手制伏被害人，并且攻击部位以头面部为主，这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身材和力量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信，同时也显现出深深的愤怒。
在被害人的选择上，凶手显然有他固定的模式——具有独立空间的老龄妇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凶手在满怀激愤的情绪下实施了性侵犯，则表明他对她们有着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而此种畸形心理不会是一朝一夕造就的，或许是因为凶手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缺乏女性的关爱，有很大可能性是生活在父系单亲家庭，对女性有着他自己理解的形象。另外，也可能与他身处的环境有关，比如因学习或者工作的原因，需要长期跟老龄妇女打交道等。当然，无论是哪种可能，这中间必然存在着令他心态扭曲的因素，比如受过虐待或者猥亵等。
实际上，符合凶手选择目标类型的对象在欣乐社区并不少见，那么他是如何选定她们的呢？是随机的，还是经过筛选的？总体来说不是太好判断，但从某些细节上看，韩印比较偏向于后一种可能。在首起案件中，被害人遇害当时穿的是一件棉睡袍，如果面对完全陌生的男人，她应该不会穿成这样把他放进屋。而如果在这一点上韩印的判断正确的话，便意味着凶手与几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是有着某种交集的。
接下来要剖析的是杀人方式和凶手的“签名”，对犯罪心理侧写来说，它们是最具有价值的两个犯罪情节：
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大众，甚至于警方，都以“丝袜杀手”作为“3·19”案凶手的代名词，似乎所有人都认定凶手对丝袜有着特殊变态的情结，以至于连于作国这个正宗的恋物癖都认为他们是同类人。韩印则并不认为是这样，如果丝袜对凶手来说真的能最大程度激发欲望和快感，那么有关丝袜的情结必然要存在于整个系列案件中，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强迫症的行为，是无可替代的。但凶手的首起作案并未出现与丝袜有关的因素，这就说明凶手对被害人施以勒死或者说是绞杀的方式，只是一种“犯罪惯技”，绞索是可以随着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的，可以是睡衣腰带，也可以是丝袜，或者别的什么……只要凶手觉得称手、有效就可以，也就是说，实质上根本没有什么“丝袜杀手”一说。
而凶手将绞索系成“蝴蝶结”留在被害人脖子上的行为，是一个明显的“犯罪标记”。对于本案，这种标记行为，从案情特征和痕检证据上看，是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那么“蝴蝶结”显然不是一个替代象征，而是意在彰显凶手的身份。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老龄女性，蝴蝶结代表凶手，也就是说，是蝴蝶结在伤害老龄妇女，那么两者之间在现实中会是怎样一个关系呢？韩印觉得“老龄妇女”和“蝴蝶结”这两个关键词，一定有某种纽带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第九章 一日两命
韩印对于“3·19”案最新的侧写分析，大概透露出这么几个重点：案发当年凶手年纪在20岁至40岁之间；被害人类型为长时间独自居住的老龄妇女，凶手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选定被害人不是随机的，凶手与被害人乃至被害人群体，在现实中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丝袜因素存在于案件中不是必须的，凶手本身并没有恋丝袜情结；“蝴蝶结”代表凶手的身份。
这份报告同时延伸指出了韩印对当下的“4·23”案的判断，他更倾向于是模拟作案——该案中，凶手对于被害人类型的选择是没有问题，但选定方式与“3·19”案大相径庭，综合案情以及王阿姨提供的线索，可以看出他大致的方式是：在路上锁定相关类型的目标，并进行尾随跟踪，出于谨慎原则，他不会在路上与其搭讪，也不会在目标人物进入家门的一刻采取突然袭击，他会以煤气公司检修工的身份诱使目标人物打开家门，在入室之后通过观察确定目标人物系单独在家，才会采取攻击行动，也就是说，选定目标的方式是随机的，双方在现实中不存在任何交集。
当然，最具有鉴别意义的，还是穿插在案件中的“丝袜”因素。技术鉴定显示：凶手第二次作案使用的丝袜绞索，是在打晕被害人之后在其家中搜到的。他想刻意表达的无非是丝袜对于凶手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于“3·19”案凶手的认知与大多数人一样流于表面，认定其为一个恋物癖，也恰恰因此暴露了他的伪装。就像韩印先前多次提起的那样，凶手在犯罪过程中伪装动作越多，其实越有利于办案人员洞悉他人格的本质。至于他在作案中的其他动作，都是在模仿前案的前提下做出的，对侧写其本身的背景并没有多大价值，但不可否认，他熟悉案情所有细节，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追查的方向。这就又回到了案件初始调查面临的困境，到底还有谁能窥探到被警方严密封锁的案件资料？
在被害人的选择上，凶手显然有他固定的模式——具有独立空间的老龄妇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凶手在满怀激愤的情绪下实施了性侵犯，则表明他对她们有着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而此种畸形心理不会是一朝一夕造就的，或许是因为凶手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缺乏女性的关爱，有很大可能性是生活在父系单亲家庭，对女性有着他自己理解的形象。另外，也可能与他身处的环境有关，比如因学习或者工作的原因，需要长期跟老龄妇女打交道等。当然，无论是哪种可能，这中间必然存在着令他心态扭曲的因素，比如受过虐待或者猥亵等。
实际上，符合凶手选择目标类型的对象在欣乐社区并不少见，那么他是如何选定她们的呢？是随机的，还是经过筛选的？总体来说不是太好判断，但从某些细节上看，韩印比较偏向于后一种可能。在首起案件中，被害人遇害当时穿的是一件棉睡袍，如果面对完全陌生的男人，她应该不会穿成这样把他放进屋。而如果在这一点上韩印的判断正确的话，便意味着凶手与几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是有着某种交集的。
接下来要剖析的是杀人方式和凶手的“签名”，对犯罪心理侧写来说，它们是最具有价值的两个犯罪情节：
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会大众，甚至于警方，都以“丝袜杀手”作为“3·19”案凶手的代名词，似乎所有人都认定凶手对丝袜有着特殊变态的情结，以至于连于作国这个正宗的恋物癖都认为他们是同类人。韩印则并不认为是这样，如果丝袜对凶手来说真的能最大程度激发欲望和快感，那么有关丝袜的情结必然要存在于整个系列案件中，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强迫症的行为，是无可替代的。但凶手的首起作案并未出现与丝袜有关的因素，这就说明凶手对被害人施以勒死或者说是绞杀的方式，只是一种“犯罪惯技”，绞索是可以随着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的，可以是睡衣腰带，也可以是丝袜，或者别的什么……只要凶手觉得称手、有效就可以，也就是说，实质上根本没有什么“丝袜杀手”一说。
而凶手将绞索系成“蝴蝶结”留在被害人脖子上的行为，是一个明显的“犯罪标记”。对于本案，这种标记行为，从案情特征和痕检证据上看，是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那么“蝴蝶结”显然不是一个替代象征，而是意在彰显凶手的身份。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老龄女性，蝴蝶结代表凶手，也就是说，是蝴蝶结在伤害老龄妇女，那么两者之间在现实中会是怎样一个关系呢？韩印觉得“老龄妇女”和“蝴蝶结”这两个关键词，一定有某种纽带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第九章 一日两命
韩印对于“3·19”案最新的侧写分析，大概透露出这么几个重点：案发当年凶手年纪在20岁至40岁之间；被害人类型为长时间独自居住的老龄妇女，凶手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选定被害人不是随机的，凶手与被害人乃至被害人群体，在现实中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丝袜因素存在于案件中不是必须的，凶手本身并没有恋丝袜情结；“蝴蝶结”代表凶手的身份。
这份报告同时延伸指出了韩印对当下的“4·23”案的判断，他更倾向于是模拟作案——该案中，凶手对于被害人类型的选择是没有问题，但选定方式与“3·19”案大相径庭，综合案情以及王阿姨提供的线索，可以看出他大致的方式是：在路上锁定相关类型的目标，并进行尾随跟踪，出于谨慎原则，他不会在路上与其搭讪，也不会在目标人物进入家门的一刻采取突然袭击，他会以煤气公司检修工的身份诱使目标人物打开家门，在入室之后通过观察确定目标人物系单独在家，才会采取攻击行动，也就是说，选定目标的方式是随机的，双方在现实中不存在任何交集。
当然，最具有鉴别意义的，还是穿插在案件中的“丝袜”因素。技术鉴定显示：凶手第二次作案使用的丝袜绞索，是在打晕被害人之后在其家中搜到的。他想刻意表达的无非是丝袜对于凶手在整个作案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于“3·19”案凶手的认知与大多数人一样流于表面，认定其为一个恋物癖，也恰恰因此暴露了他的伪装。就像韩印先前多次提起的那样，凶手在犯罪过程中伪装动作越多，其实越有利于办案人员洞悉他人格的本质。至于他在作案中的其他动作，都是在模仿前案的前提下做出的，对侧写其本身的背景并没有多大价值，但不可否认，他熟悉案情所有细节，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追查的方向。这就又回到了案件初始调查面临的困境，到底还有谁能窥探到被警方严密封锁的案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