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2/6)
上层建筑是顶层。研究核心问题，当然离不开基础和顶层，但是又不能归结为基础和顶层。在这里，毛泽东在方法论层面上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融为一体，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了。毛泽东在总体上是把中国社会看成社会有机体的，这体现了他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原则，但是他又是十分看重这个有机体的内在动力的，他认为这个内在动力就是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毛泽东突破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有机体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毛泽东创立社会主义矛盾论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这个纲实际上就是研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这更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的，毛泽东不仅承认了有矛盾，而且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系统论述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在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社会基本矛盾就转化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或者主线。为什么说是转化呢？因为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说基本矛盾是主线，而是把基本矛盾中的两对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作为主线。他把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看成规律，而且把它叫作波浪式发展规律。实际上平衡与不平衡这个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哲学界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贡献。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创始人杨超是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他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成员。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规律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平衡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事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这样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中发展的。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大家如果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的问题，可以参考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
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
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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