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3/6)
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在“5·17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呢？这里有三个理由：一是邓小平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工作中确定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具体化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转折的标志。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首次完整系统的表达，从思想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理论突破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了理论基调，为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的理论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式形成。二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在它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先例可循。确立这样的理论基调必须找到确切的根据。邓小平找到了根据，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当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不是南方谈话首次提出的，据学者考证，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就初步提出了类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提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将其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提供了最根本的实践根据，反映这个实践根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根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谈话中重申了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基地位，这在逻辑上是圆满自洽的，在事实上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三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是因为有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为什么说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呢？这里有三个理由：一是邓小平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工作中确定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具体化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转折的标志。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首次完整系统的表达，从思想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理论突破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定下了理论基调，为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的理论突破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式形成。二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东西，在它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先例可循。确立这样的理论基调必须找到确切的根据。邓小平找到了根据，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当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不是南方谈话首次提出的，据学者考证，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就初步提出了类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1981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提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将其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提供了最根本的实践根据，反映这个实践根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根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谈话中重申了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基地位，这在逻辑上是圆满自洽的，在事实上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三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是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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